第一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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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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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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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