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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便念出来让其余的4个学生把句子写下来，他们担任书记的工作。这种工作一连要做三四遍。按照这部机器的构造，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会翻一个个儿，于是上面的文字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年轻的学生们一天做6小时的工作。教授把许多对开本的大书拿出来给我看，里面已经搜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拼凑起来，利用这些丰富的材料编写一部科学文化全书贡献给世人。如果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500部这样的机器来从事这种工作，同时要管理这些机器的人都把搜集的材料贡献出来，那么这项工作还可以得到改进，而且可以加速完成。他告诉我，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一项发明，他已经把全部词汇写在架子上了，他也周密地计算过书本里出现的前置词、连词、叹词、名词、动词和其他词类的比例。
我非常感激这位名人对我所做的详细的说明，并且我答应他：如果我运气好能够重返祖国，我一定会替他宣传，说他是这架奇妙机器的独一无二的发明者。同时我请求他让我把机器的式样和构造用笔在纸上画下来。我告诉他，虽然欧洲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如果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部机器，他们就多少能占一点便宜，争着当这架机器的真正的发明者，但是我一定会多加小心使他能独享盛名，叫人无法跟他竞争。
接着我们就到了语言学校。3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语言。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他们的方法就是把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把动词和分词省掉，因为事实上可以想像的事物都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是取消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大家认为这种改革不但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同时，对简练地表达思想也有好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每说出一个词多多少少会侵蚀肺部，结果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谈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来得方便吗？要不是妇女和俗人、文盲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发明早就已经实现了，这对于这个国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但是妇女和俗人、文盲们要求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然他们就起来反抗。俗人常常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很多博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这种以物示意的新计划。这种办法只有一点不方便：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较多，范围也较广，那他就不得不把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两位健壮的仆人在旁帮助，否则他就不能便利行事。我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像我们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就会放下担子，打开背包，整整谈上一个钟头。谈完话以后，再把谈话工具收起来，彼此帮忙把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里，或者挟在臂下，也就足够用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谈话，那他就不会为难。所以，用这种办法谈话的人聚会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东西，凡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方法所必需的设备都近在手边。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可以作为一切文明国家都可以通晓的共同语言，因为各国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类似，所以它们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这样，驻外大使尽管弄不懂外国语言也有资格和外国的亲王、大臣打交道。
我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教师的教授方法是我们欧洲人想像不到的。命题和证明都清清楚楚地用与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学生们把饼干空腹吞食下去，接下来的3天只准吃一些面包，喝一点水。饼干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题走进了脑子。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一方面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错误，一方面因为孩子们性情倔强，他们觉得这种药吃下去令人作呕，所以他们常常躲到一边，不等它们发生作用，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太不听话，并没有按照处方上的要求，实行长时间的禁食。
在政治设计学院里，我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教授们发觉我对他们的评价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有一位很有天分的医生，似乎对政府的本质和体制十分精通，他为寻找医治弊病和腐败现象的药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认为，人体和政治实体之间有相同之处。因此，那些能保护人类的健康、医治人类的疾病的药物，也可以用来保护政治的健康，治疗政治的弊病。这位医生提议，在参议院开会的头3天派几位医生到会，在每天辩论结束的时候，为每位议员诊脉，在第四天议院开会时，带上对症的药品来到会场，在议员们入坐之前，分别给他们发放镇痛剂、通便剂、收敛剂、头痛药、去痰药、通耳药，总之是适合各人症状的各种药物，然后视其药效，再决定在下次开会时是否重服、换药或者停药。
政治设计院的这个设计对公众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依我愚见，它在那些议员拥有立法权力的国家，对提高办理公务的效率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使议院取得一致意见，缩短争论时间，让紧闭的嘴巴开口，让高谈阔论的嘴巴住口，遏制年轻人的急躁情绪，纠正老年人倚老卖老，唤醒愚昧者，制止冒失鬼。
再者，由于君王们的宠臣都犯有记忆力欠缺或衰弱的毛病，所以这位医生建议，每一位随侍君侧的首相在用最简洁明白的语言给君王作了工作汇报后，向君王告别的时候，君王一定要捏一捏这位近臣的鼻子，或在他的腰上踢上一脚，或让他足底的鸡眼踩一下硬物，或者拉扯3次他的耳朵，或者将别针扎进他的屁股，或者将他的手臂拧得又青又紫，以此来治疗他的健忘症。
这位医生同时还建议，国会中的每位议员在发表他的观点并为它进行辩护之后，必须迫使自己投自己的反对票，如果他这样做了，其结果对公众利益是绝对有益处的。
这位医生还提出一条调停国内党派之间剧烈斗争的妙计。其方法是：从每个党派中挑出100个领导人，按各人脑袋的大小分组，每两人组成一组，共为100组，然后由两位优秀的手术师同时将同一组的两个脑袋从后脑枕骨处锯成相等的两片，再将两个脑袋的另一半互相交换，缝合到一起组成两个新脑袋。虽然这项手术要求极其严格，但这位教授向我们保证，如果手术做得干净利落，其治疗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我还听到两位政治学院的教授之间一场很激烈的争论：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和借口聚敛财富而又不致伤害老百姓。第一位教授断言，聚敛财富最公正的办法是对愚昧和罪恶征税，所征税额由纳税人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第二位教授的观点则与他针锋相对，认为应对那些把肉体和灵魂当做个人的主要价值的人们征税，税额多少可分成不同的等级，完全按各人能力的大小决定。聪明、勇敢和有礼貌的人应纳高税款，数目也可以由他们自己确定。至于荣誉、公正、智慧和学问则无须纳税，因为这些是杰出的品格，没有人会把这种品格送给邻居。也没有人敢于自诩有这样的品格。（未完待续）
的时候，便念出来让其余的4个学生把句子写下来，他们担任书记的工作。这种工作一连要做三四遍。按照这部机器的构造，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会翻一个个儿，于是上面的文字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年轻的学生们一天做6小时的工作。教授把许多对开本的大书拿出来给我看，里面已经搜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拼凑起来，利用这些丰富的材料编写一部科学文化全书贡献给世人。如果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500部这样的机器来从事这种工作，同时要管理这些机器的人都把搜集的材料贡献出来，那么这项工作还可以得到改进，而且可以加速完成。他告诉我，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一项发明，他已经把全部词汇写在架子上了，他也周密地计算过书本里出现的前置词、连词、叹词、名词、动词和其他词类的比例。
我非常感激这位名人对我所做的详细的说明，并且我答应他：如果我运气好能够重返祖国，我一定会替他宣传，说他是这架奇妙机器的独一无二的发明者。同时我请求他让我把机器的式样和构造用笔在纸上画下来。我告诉他，虽然欧洲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如果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部机器，他们就多少能占一点便宜，争着当这架机器的真正的发明者，但是我一定会多加小心使他能独享盛名，叫人无法跟他竞争。
接着我们就到了语言学校。3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语言。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他们的方法就是把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把动词和分词省掉，因为事实上可以想像的事物都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是取消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大家认为这种改革不但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同时，对简练地表达思想也有好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每说出一个词多多少少会侵蚀肺部，结果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谈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来得方便吗？要不是妇女和俗人、文盲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发明早就已经实现了，这对于这个国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但是妇女和俗人、文盲们要求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然他们就起来反抗。俗人常常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很多博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这种以物示意的新计划。这种办法只有一点不方便：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较多，范围也较广，那他就不得不把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两位健壮的仆人在旁帮助，否则他就不能便利行事。我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像我们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就会放下担子，打开背包，整整谈上一个钟头。谈完话以后，再把谈话工具收起来，彼此帮忙把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里，或者挟在臂下，也就足够用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谈话，那他就不会为难。所以，用这种办法谈话的人聚会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东西，凡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方法所必需的设备都近在手边。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可以作为一切文明国家都可以通晓的共同语言，因为各国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类似，所以它们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这样，驻外大使尽管弄不懂外国语言也有资格和外国的亲王、大臣打交道。
我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教师的教授方法是我们欧洲人想像不到的。命题和证明都清清楚楚地用与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学生们把饼干空腹吞食下去，接下来的3天只准吃一些面包，喝一点水。饼干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题走进了脑子。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一方面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错误，一方面因为孩子们性情倔强，他们觉得这种药吃下去令人作呕，所以他们常常躲到一边，不等它们发生作用，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太不听话，并没有按照处方上的要求，实行长时间的禁食。
在政治设计学院里，我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教授们发觉我对他们的评价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有一位很有天分的医生，似乎对政府的本质和体制十分精通，他为寻找医治弊病和腐败现象的药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认为，人体和政治实体之间有相同之处。因此，那些能保护人类的健康、医治人类的疾病的药物，也可以用来保护政治的健康，治疗政治的弊病。这位医生提议，在参议院开会的头3天派几位医生到会，在每天辩论结束的时候，为每位议员诊脉，在第四天议院开会时，带上对症的药品来到会场，在议员们入坐之前，分别给他们发放镇痛剂、通便剂、收敛剂、头痛药、去痰药、通耳药，总之是适合各人症状的各种药物，然后视其药效，再决定在下次开会时是否重服、换药或者停药。
政治设计院的这个设计对公众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依我愚见，它在那些议员拥有立法权力的国家，对提高办理公务的效率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使议院取得一致意见，缩短争论时间，让紧闭的嘴巴开口，让高谈阔论的嘴巴住口，遏制年轻人的急躁情绪，纠正老年人倚老卖老，唤醒愚昧者，制止冒失鬼。
再者，由于君王们的宠臣都犯有记忆力欠缺或衰弱的毛病，所以这位医生建议，每一位随侍君侧的首相在用最简洁明白的语言给君王作了工作汇报后，向君王告别的时候，君王一定要捏一捏这位近臣的鼻子，或在他的腰上踢上一脚，或让他足底的鸡眼踩一下硬物，或者拉扯3次他的耳朵，或者将别针扎进他的屁股，或者将他的手臂拧得又青又紫，以此来治疗他的健忘症。
这位医生同时还建议，国会中的每位议员在发表他的观点并为它进行辩护之后，必须迫使自己投自己的反对票，如果他这样做了，其结果对公众利益是绝对有益处的。
这位医生还提出一条调停国内党派之间剧烈斗争的妙计。其方法是：从每个党派中挑出100个领导人，按各人脑袋的大小分组，每两人组成一组，共为100组，然后由两位优秀的手术师同时将同一组的两个脑袋从后脑枕骨处锯成相等的两片，再将两个脑袋的另一半互相交换，缝合到一起组成两个新脑袋。虽然这项手术要求极其严格，但这位教授向我们保证，如果手术做得干净利落，其治疗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我还听到两位政治学院的教授之间一场很激烈的争论：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和借口聚敛财富而又不致伤害老百姓。第一位教授断言，聚敛财富最公正的办法是对愚昧和罪恶征税，所征税额由纳税人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第二位教授的观点则与他针锋相对，认为应对那些把肉体和灵魂当做个人的主要价值的人们征税，税额多少可分成不同的等级，完全按各人能力的大小决定。聪明、勇敢和有礼貌的人应纳高税款，数目也可以由他们自己确定。至于荣誉、公正、智慧和学问则无须纳税，因为这些是杰出的品格，没有人会把这种品格送给邻居。也没有人敢于自诩有这样的品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