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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骑为奇,进可攻,退可守步骑迭用,出奇无穷。”
“朕明白了,车步骑营要想能成为真正能攻能守的好营阵,关键是训练。你们的训练成果朕看到了,说实话还不错。但是这样的战斗集体,对于将领来说,指挥起来非常复杂。就比如说,车营中的骑兵何时出车杀敌?出击早了,敌骑未到,容易受敌弓箭杀伤。出击晚了,敌骑逃远了,即使能追上,敌人也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与其作战同样不利。战斗时形势瞬息变化,掌握时机是最重要的。”
“陛下真是有真知灼见,臣愿加紧练习,早日为圣上扫清东虏。”孙承宗说道。
“朕只是点出了这个问题,具体的事务还要你们文官武将们多多费心。朕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回陛下,没有马。”
马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明成祖朱棣曾说:“古至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永乐年间,朱棣为了增加军马的数量,他要求北方地区民间养马,五个人要养一匹马,屯田军户每人养一匹马,这就造成了马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为永乐年间的开疆拓土、以骑制骑做好了准备。当然了,养马数额的巨大,也给养马的丁夫和军士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种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
编民养马是明代的苛政。马户承受着繁重赋役盘剥。喂养、赔赏点验、印烙、起解以及官吏勒索,像条条绳索紧紧地捆绑在广大马
户的身上。
不少地区地碱水咸,草木不服,说是能养马实际不能产驹。交上去的马还要经过层次检验,不合格的马匹还要罚款。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民劳而马耗,交马的费用远远超过养马的费用。管马官员胥吏扰民时有发生,连管马官员家庭费用都要由马户承担,造成了大量马户的破产。
北直隶曾经发生过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原因就在于马户的苛政。刘六和刘七最初是土匪,被称为“响马盗”,在破产马户的积极支持下,他们后来发动了前后持续三年的起义。所以民户养马并不可取,但是这样的苛政并没有被取消,它还在继续实行。
养马最需要的是广阔的草场,成化年间大学士邱浚认为:“战马为国家所重,草场乃战马所资。”草场与马之重要性,是合而不分的。
明代的牧马草场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种是归属于南北太仆寺放牧之草场;一种是在京各营卫之放牧草场;另一种则是各边草场。这三部分草场总计大约有六十万顷左右。中叶后由于北方各类庄田的大量出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因而牧马草场的面积亦随之削减,明政府所拥有的战马数目亦急剧下降,造成了明中叶时在与蒙古作战时的不利局面。北直隶的草场基本在皇帝的掌握中,而对于明朝廷最重要的陕西草场则渐渐失去了控制。
陕西是明朝的重要养马地区,又处于与蒙古对峙的前沿阵地。明太祖朱元璋在陕西设立茶马市,用茶叶跟蒙古部落换马匹,同时严禁商贩将私茶出境。明成祖朱棣在陕西设置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草场有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有奇,能养十几万匹马。
一开始明代陕西的这种茶马市以及苑马寺养马,基本上还能达到随用随足。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用陕西汉中的三百万斤茶叶,可以换得三万匹马。”但是到明中叶以后,陕西苑马寺所拥有的马匹则日益减少,牧马草场亦日益紧缩,使得这一地区的马政濒于崩溃状态。
草场及马匹数目出现大幅度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私贩茶马者多。许多人用私茶贩卖为利,朝廷能购买的番马自然减少。第二,蒙古的不断骚扰抢掠。苑马寺的草场离城池极远,离得近的草场也不下三十里地。蒙古有一段时间岁岁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杀戮人民,如杀狐兔;驱逐丁口,如驱牛羊。明军马匹多被蒙古人抢走。第三,王府勋戚及军官占夺草场为庄田,或被军人开种盗卖,草场日益狭窄,马数减少。
孙承宗讲了一大堆关于马政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想告诉皇帝一件事,没有足够的马匹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朱由校听得头很大。孙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并不复杂,让天子头大的是现在这个急需优秀战马的艰难处境。他不仅埋怨内阁首辅:“先生,战马短缺这么要紧的事,为何不及早告诉朕呢?”
“臣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四处派人探寻优良马匹而不得,才调查出这个恶劣事实。”孙承宗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骑为奇,进可攻,退可守步骑迭用,出奇无穷。”
“朕明白了,车步骑营要想能成为真正能攻能守的好营阵,关键是训练。你们的训练成果朕看到了,说实话还不错。但是这样的战斗集体,对于将领来说,指挥起来非常复杂。就比如说,车营中的骑兵何时出车杀敌?出击早了,敌骑未到,容易受敌弓箭杀伤。出击晚了,敌骑逃远了,即使能追上,敌人也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与其作战同样不利。战斗时形势瞬息变化,掌握时机是最重要的。”
“陛下真是有真知灼见,臣愿加紧练习,早日为圣上扫清东虏。”孙承宗说道。
“朕只是点出了这个问题,具体的事务还要你们文官武将们多多费心。朕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回陛下,没有马。”
马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明成祖朱棣曾说:“古至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永乐年间,朱棣为了增加军马的数量,他要求北方地区民间养马,五个人要养一匹马,屯田军户每人养一匹马,这就造成了马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为永乐年间的开疆拓土、以骑制骑做好了准备。当然了,养马数额的巨大,也给养马的丁夫和军士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种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
编民养马是明代的苛政。马户承受着繁重赋役盘剥。喂养、赔赏点验、印烙、起解以及官吏勒索,像条条绳索紧紧地捆绑在广大马
户的身上。
不少地区地碱水咸,草木不服,说是能养马实际不能产驹。交上去的马还要经过层次检验,不合格的马匹还要罚款。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民劳而马耗,交马的费用远远超过养马的费用。管马官员胥吏扰民时有发生,连管马官员家庭费用都要由马户承担,造成了大量马户的破产。
北直隶曾经发生过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原因就在于马户的苛政。刘六和刘七最初是土匪,被称为“响马盗”,在破产马户的积极支持下,他们后来发动了前后持续三年的起义。所以民户养马并不可取,但是这样的苛政并没有被取消,它还在继续实行。
养马最需要的是广阔的草场,成化年间大学士邱浚认为:“战马为国家所重,草场乃战马所资。”草场与马之重要性,是合而不分的。
明代的牧马草场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种是归属于南北太仆寺放牧之草场;一种是在京各营卫之放牧草场;另一种则是各边草场。这三部分草场总计大约有六十万顷左右。中叶后由于北方各类庄田的大量出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因而牧马草场的面积亦随之削减,明政府所拥有的战马数目亦急剧下降,造成了明中叶时在与蒙古作战时的不利局面。北直隶的草场基本在皇帝的掌握中,而对于明朝廷最重要的陕西草场则渐渐失去了控制。
陕西是明朝的重要养马地区,又处于与蒙古对峙的前沿阵地。明太祖朱元璋在陕西设立茶马市,用茶叶跟蒙古部落换马匹,同时严禁商贩将私茶出境。明成祖朱棣在陕西设置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草场有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有奇,能养十几万匹马。
一开始明代陕西的这种茶马市以及苑马寺养马,基本上还能达到随用随足。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用陕西汉中的三百万斤茶叶,可以换得三万匹马。”但是到明中叶以后,陕西苑马寺所拥有的马匹则日益减少,牧马草场亦日益紧缩,使得这一地区的马政濒于崩溃状态。
草场及马匹数目出现大幅度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私贩茶马者多。许多人用私茶贩卖为利,朝廷能购买的番马自然减少。第二,蒙古的不断骚扰抢掠。苑马寺的草场离城池极远,离得近的草场也不下三十里地。蒙古有一段时间岁岁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杀戮人民,如杀狐兔;驱逐丁口,如驱牛羊。明军马匹多被蒙古人抢走。第三,王府勋戚及军官占夺草场为庄田,或被军人开种盗卖,草场日益狭窄,马数减少。
孙承宗讲了一大堆关于马政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想告诉皇帝一件事,没有足够的马匹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朱由校听得头很大。孙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并不复杂,让天子头大的是现在这个急需优秀战马的艰难处境。他不仅埋怨内阁首辅:“先生,战马短缺这么要紧的事,为何不及早告诉朕呢?”
“臣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四处派人探寻优良马匹而不得,才调查出这个恶劣事实。”孙承宗不好意思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