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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最成功的角色，就是“君子剑”岳不群。前半部书，他的形象极好，品格端方，温润如玉，爱妻子，爱女儿，爱弟子，心胸豁达，令人心折。
然后到了后半部，他的真面目现行，他谁都不爱，妻子、女儿、弟子，都是他的工具，他的豁达、风度、道德品质全部是装出来的，在面临最终选择的时候，岳不群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为了利益，他什么都能够牺牲。好好的“君子剑”，令狐冲曾经心目中敬若神明的偶像和父亲，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冷血的“伪君子”。
这中间所有的变化既有合理性、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这世间，大部分人最爱的是自己；可毫无疑问，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的。然而在选择的一刹那，太多的偶然性，可必定也有合理性、必然性。
易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除了黑白之外，最多的是灰色。
有时候，大师、人渣、英雄、坏蛋、学者、贪官、能吏、禄蠹、一代宗师、衣冠禽兽......这些词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人性就是复杂的。
民国的时候，有很多“大师”，文化水平很高，但他们在人品和道德上，说句“渣”都不为过。胡适长期嫖娼，给他人拉皮条，撺掇朋友出轨离婚；徐志摩追求爱情，当然也可以说成是婚内出轨，要抛弃妻子。萧军不断地抛弃自己的爱人，不断地追求新欢和年轻女学生；也可以说成是追求爱情，忠于自己真实的感情。胡兰成和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八位女性“相爱”，还做了汉奸......；张爱玲感情生活丰富，你可以说是自由独立的新女性，也可以用完全负面的词来形容。
当代一些学术名流、高校教授人品不端，贪污经费，性侵学生，以权谋私，压榨研究生；当代一些大牌名嘴主持人，有艺无德，仗着名气吸金捞钱，生活糜烂，欺压后辈，甚至弄出性侵凌虐的丑闻.....都是有的。
所以，才华归才华，学问归学问，贡献归贡献，人品归人品，要一分为二。
你不能因为崇拜他们的才华，敬佩他们的成就，就把他们说成千古完人，一口一个“先生之德、山高水长”，这是捧臭脚、肉麻恶心。可同样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对方，因为你我也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倒，做倒了的人我们才会奉之为‘圣’为‘贤’。
提倡好人好事，是因为好人好事极少；提倡一心为公，是因为一心为公绝少；然则，我们的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善良的种子，对善良的渴望，对善良的认同。
宋徽宗的书法水平，秦桧的书法水平，蔡京的书法水平，都算得上大师吧。但他们就不是昏君、国贼、奸相吗？难道给他们树碑立传的时候，要写“一代大师秦桧”吗？
我们儒家思想里，当社会名流、成功人士去世了，退出了他们的人生舞台，我们有个传统，叫做“死者为大”，于是开始只谈贡献，不谈错误，只谈功劳，不谈罪过，只谈水平，不谈节操，这是不对的。大家看看也就好了，如果有一天爆出某样完全和我们私下做的相同的事情来，也不要惊诧。
某武侠小说大家去世了，媒体把他说成是他笔下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实际上这位大家并没有这么伟大，他政治上的投机是出了名的，他也曾经恶毒讽刺过陈毅元帅说要造原子弹的言论。小说《笑傲江湖》中对某些事物的偏见和敌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自己的家庭、婚姻、妻子、儿子多有言论传说是不负责任的，他长达十年的婚内出轨，对相濡以沫妻子的抛弃，这些事情也要讲，不能不让人讲。大家的小说非常精彩，但他在道德上，完全称不上所谓的“侠之大者”。
可同样的事，换个角度，某大家家庭琐事，真相你我难明，恐怕也不能乱说。追求爱情，追求自由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后来认识到了自己当年政治上的错误，改正当然更是值得赞赏与欢迎。
某著名企业家去世了，整个商业圈都在吹捧他是英雄，吹捧他不畏艰难，敢为天下先，80岁高龄出狱后还继续创业，却选择性无视他作为国企领导，在上世纪90年代，个人贪污上千万，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公款，建立了12亿元的帐外小金库，一个批条就能让身边的人获利千百万。他的女儿依仗他的权力，接受、索要了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可这同样是人性决定的，这都是他。
所以，这个世界是实用性的；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立场，会用言词来为自己辩护。可同时，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还是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的，这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后就有的。
我们年轻时讨厌一些人，一些人的行为，一些人的言辞；进入社会后，或许就变成了我们曾经讨厌的人，说着我们当年讨厌的话，做着我们讨厌的事。所以如此，只是认为现在这样更正确，或是可以活的更好。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最成功的角色，就是“君子剑”岳不群。前半部书，他的形象极好，品格端方，温润如玉，爱妻子，爱女儿，爱弟子，心胸豁达，令人心折。
然后到了后半部，他的真面目现行，他谁都不爱，妻子、女儿、弟子，都是他的工具，他的豁达、风度、道德品质全部是装出来的，在面临最终选择的时候，岳不群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为了利益，他什么都能够牺牲。好好的“君子剑”，令狐冲曾经心目中敬若神明的偶像和父亲，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冷血的“伪君子”。
这中间所有的变化既有合理性、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这世间，大部分人最爱的是自己；可毫无疑问，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的。然而在选择的一刹那，太多的偶然性，可必定也有合理性、必然性。
易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除了黑白之外，最多的是灰色。
有时候，大师、人渣、英雄、坏蛋、学者、贪官、能吏、禄蠹、一代宗师、衣冠禽兽......这些词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人性就是复杂的。
民国的时候，有很多“大师”，文化水平很高，但他们在人品和道德上，说句“渣”都不为过。胡适长期嫖娼，给他人拉皮条，撺掇朋友出轨离婚；徐志摩追求爱情，当然也可以说成是婚内出轨，要抛弃妻子。萧军不断地抛弃自己的爱人，不断地追求新欢和年轻女学生；也可以说成是追求爱情，忠于自己真实的感情。胡兰成和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八位女性“相爱”，还做了汉奸......；张爱玲感情生活丰富，你可以说是自由独立的新女性，也可以用完全负面的词来形容。
当代一些学术名流、高校教授人品不端，贪污经费，性侵学生，以权谋私，压榨研究生；当代一些大牌名嘴主持人，有艺无德，仗着名气吸金捞钱，生活糜烂，欺压后辈，甚至弄出性侵凌虐的丑闻.....都是有的。
所以，才华归才华，学问归学问，贡献归贡献，人品归人品，要一分为二。
你不能因为崇拜他们的才华，敬佩他们的成就，就把他们说成千古完人，一口一个“先生之德、山高水长”，这是捧臭脚、肉麻恶心。可同样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对方，因为你我也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倒，做倒了的人我们才会奉之为‘圣’为‘贤’。
提倡好人好事，是因为好人好事极少；提倡一心为公，是因为一心为公绝少；然则，我们的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善良的种子，对善良的渴望，对善良的认同。
宋徽宗的书法水平，秦桧的书法水平，蔡京的书法水平，都算得上大师吧。但他们就不是昏君、国贼、奸相吗？难道给他们树碑立传的时候，要写“一代大师秦桧”吗？
我们儒家思想里，当社会名流、成功人士去世了，退出了他们的人生舞台，我们有个传统，叫做“死者为大”，于是开始只谈贡献，不谈错误，只谈功劳，不谈罪过，只谈水平，不谈节操，这是不对的。大家看看也就好了，如果有一天爆出某样完全和我们私下做的相同的事情来，也不要惊诧。
某武侠小说大家去世了，媒体把他说成是他笔下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实际上这位大家并没有这么伟大，他政治上的投机是出了名的，他也曾经恶毒讽刺过陈毅元帅说要造原子弹的言论。小说《笑傲江湖》中对某些事物的偏见和敌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自己的家庭、婚姻、妻子、儿子多有言论传说是不负责任的，他长达十年的婚内出轨，对相濡以沫妻子的抛弃，这些事情也要讲，不能不让人讲。大家的小说非常精彩，但他在道德上，完全称不上所谓的“侠之大者”。
可同样的事，换个角度，某大家家庭琐事，真相你我难明，恐怕也不能乱说。追求爱情，追求自由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后来认识到了自己当年政治上的错误，改正当然更是值得赞赏与欢迎。
某著名企业家去世了，整个商业圈都在吹捧他是英雄，吹捧他不畏艰难，敢为天下先，80岁高龄出狱后还继续创业，却选择性无视他作为国企领导，在上世纪90年代，个人贪污上千万，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公款，建立了12亿元的帐外小金库，一个批条就能让身边的人获利千百万。他的女儿依仗他的权力，接受、索要了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可这同样是人性决定的，这都是他。
所以，这个世界是实用性的；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立场，会用言词来为自己辩护。可同时，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还是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的，这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后就有的。
我们年轻时讨厌一些人，一些人的行为，一些人的言辞；进入社会后，或许就变成了我们曾经讨厌的人，说着我们当年讨厌的话，做着我们讨厌的事。所以如此，只是认为现在这样更正确，或是可以活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