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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选择厕所作为接头地点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通过对方对生殖器的反应确认其同性恋身份。如果是“圈外人”就不会有任何特殊反应，因而这是确认对方同性恋身份的万无一失的途径。其二是为了在外貌之外对对方做进一步的观察。因此厕所又成为寻找适意伴侣的惟一适当场所。此外，厠所当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两位男子即便素不相识，在厕所里攀谈几句也是无可非议的。北京有两座条件较好的公厕，曾被同性恋申者戏称为“东宫”和“西宫”，一度成为同性恋活动的中心。银某年夏天的一个雨天里，“东宫、“西宫”到了一百多名同性河恋者，因为这种天气除上述方便之处外，还有极好的口实对付文盘问（可以说是避雨、据说在夜深人静时，女厕所也被采用为男同性恋的活动地点，因为女性深夜绝少上公厕，且女厕又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公共浴池也是同性恋者接头和活动的场所，其做法往往是在池内用脚接触对方，如果对方喜欢，就做出回答。
厕所之外的地点如绿地、街心花园等，有时成为问性恋集体活动的场所。这些活动包括跳舞、聊天，有时甚至还有性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性行为甚至有人旁观。还有一类地点不是每个同性恋者经济上都能负担得起的，那就是大饭店的酒吧和舞厅。
我们的调查对象一致认为，在公共场所辨认一位同性恋者并不困难。这其中的诀窍很难为外人领会，如“同性恋的眼神有渴望感”，“当你注意他时，他也注意你”等等。一位调查对象说：“这种人互相之间不用讲话，眼睛会说话。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双方眼光一碰就像触电一样，能意识到。”有趣的是，不只一位调查对象使用过“触电”一词，由此可以证明这种相认方法之普遍适用。许多互不相识的同性恋者就用这种方法接上头，然后大多会去其中一人的住处，因为到旅馆开房间不是一般人常常负担得起的，而且也并不绝对安全（不可能做到完全匿名）。
同性恋者在社会上交往时，大多不愿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名。每个人打过交道的数十个甚至成百个人中，大多数互相并不知道真名、地址和工作单位。有些只发生过1两次关系的人隔些日子再见时甚至完全不记得曾和对方打过交道。这一方面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次属群体关系的性质所决河定的。只有极少数互相愿意长期深入交往，又对对方绝对信赖文的人才互相交换真实的姓名和地址。例如一位自称与数百人有集过交往的同性恋者说：“有人说我是公安局的、安全部的、卖水果的、二道贩子、铁路上的、饭店加工间的，我就让对方相信我是干这个的。对不打算深交的人我就说假话，有的一看就喜欢他的就说真话。”
同性恋者将结识这种萍水相逢的伴侣叫做“挂客”。这一点已被警方掌握，并用来鉴别同性恋者。办法是把浦获的双方带开，令其说出对方的姓名与工作单位。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三位有过这种经历。如碰巧对对方熟识，能说出姓名地址，警方就不深究，因为没有证据将他们与非同性恋伴侣严袼区分开来。
互相攀谈无疑是“社会上的”同性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位被调查的同性恋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去玩不见得是为了找性伴侣，有时就为散散心。在烦恼时，一聊天一开玩笑，什么苦恼都没有了。有一阵我天天去，这些朋友在一起也得到不少东西，互相聊天有道理的话也不少。知识、社交方面学到不少东西。”另一同性恋者说：“有一天我在北京饭店跳舞，后来觉得跳舞没意思，想认识些朋友，出去逛逛。那天天气特好，不冷不热，我化了点淡妆，从~街骑车向北，没有和谁zuo爱的意思。我往马路上一站，好多人围着我转……他过来了，长得不算好看。一般人装束。他问：你是不是叫小八啊？头三四年就听说你了，你看我好吗？我回答说，你不错啊……”
除了这种个人与个人的接触，在同性恋活动地点也有集体行为，比如1985年夏天，在靠近紫禁城的一个集会场所，众多同性恋者集合起来评选了北京同性恋的“十大明星”、“四大银**”、“五大童子军”等，选举的方式是根据提名后所得到的河呼声大小，选出之后又把名字（绰号1写上红墙。这次聚会甚文至惊动了外国记者，写出了一篇报道（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查到原文）。（未完待续）
同性恋者选择厕所作为接头地点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通过对方对生殖器的反应确认其同性恋身份。如果是“圈外人”就不会有任何特殊反应，因而这是确认对方同性恋身份的万无一失的途径。其二是为了在外貌之外对对方做进一步的观察。因此厕所又成为寻找适意伴侣的惟一适当场所。此外，厠所当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两位男子即便素不相识，在厕所里攀谈几句也是无可非议的。北京有两座条件较好的公厕，曾被同性恋申者戏称为“东宫”和“西宫”，一度成为同性恋活动的中心。银某年夏天的一个雨天里，“东宫、“西宫”到了一百多名同性河恋者，因为这种天气除上述方便之处外，还有极好的口实对付文盘问（可以说是避雨、据说在夜深人静时，女厕所也被采用为男同性恋的活动地点，因为女性深夜绝少上公厕，且女厕又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公共浴池也是同性恋者接头和活动的场所，其做法往往是在池内用脚接触对方，如果对方喜欢，就做出回答。
厕所之外的地点如绿地、街心花园等，有时成为问性恋集体活动的场所。这些活动包括跳舞、聊天，有时甚至还有性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性行为甚至有人旁观。还有一类地点不是每个同性恋者经济上都能负担得起的，那就是大饭店的酒吧和舞厅。
我们的调查对象一致认为，在公共场所辨认一位同性恋者并不困难。这其中的诀窍很难为外人领会，如“同性恋的眼神有渴望感”，“当你注意他时，他也注意你”等等。一位调查对象说：“这种人互相之间不用讲话，眼睛会说话。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双方眼光一碰就像触电一样，能意识到。”有趣的是，不只一位调查对象使用过“触电”一词，由此可以证明这种相认方法之普遍适用。许多互不相识的同性恋者就用这种方法接上头，然后大多会去其中一人的住处，因为到旅馆开房间不是一般人常常负担得起的，而且也并不绝对安全（不可能做到完全匿名）。
同性恋者在社会上交往时，大多不愿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名。每个人打过交道的数十个甚至成百个人中，大多数互相并不知道真名、地址和工作单位。有些只发生过1两次关系的人隔些日子再见时甚至完全不记得曾和对方打过交道。这一方面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次属群体关系的性质所决河定的。只有极少数互相愿意长期深入交往，又对对方绝对信赖文的人才互相交换真实的姓名和地址。例如一位自称与数百人有集过交往的同性恋者说：“有人说我是公安局的、安全部的、卖水果的、二道贩子、铁路上的、饭店加工间的，我就让对方相信我是干这个的。对不打算深交的人我就说假话，有的一看就喜欢他的就说真话。”
同性恋者将结识这种萍水相逢的伴侣叫做“挂客”。这一点已被警方掌握，并用来鉴别同性恋者。办法是把浦获的双方带开，令其说出对方的姓名与工作单位。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三位有过这种经历。如碰巧对对方熟识，能说出姓名地址，警方就不深究，因为没有证据将他们与非同性恋伴侣严袼区分开来。
互相攀谈无疑是“社会上的”同性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位被调查的同性恋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去玩不见得是为了找性伴侣，有时就为散散心。在烦恼时，一聊天一开玩笑，什么苦恼都没有了。有一阵我天天去，这些朋友在一起也得到不少东西，互相聊天有道理的话也不少。知识、社交方面学到不少东西。”另一同性恋者说：“有一天我在北京饭店跳舞，后来觉得跳舞没意思，想认识些朋友，出去逛逛。那天天气特好，不冷不热，我化了点淡妆，从~街骑车向北，没有和谁zuo爱的意思。我往马路上一站，好多人围着我转……他过来了，长得不算好看。一般人装束。他问：你是不是叫小八啊？头三四年就听说你了，你看我好吗？我回答说，你不错啊……”
除了这种个人与个人的接触，在同性恋活动地点也有集体行为，比如1985年夏天，在靠近紫禁城的一个集会场所，众多同性恋者集合起来评选了北京同性恋的“十大明星”、“四大银**”、“五大童子军”等，选举的方式是根据提名后所得到的河呼声大小，选出之后又把名字（绰号1写上红墙。这次聚会甚文至惊动了外国记者，写出了一篇报道（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查到原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