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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回蒋介石苦撑待时变
汪精卫投敌成汉奸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受到过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创办黄浦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战争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个人独裁和强权统治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专制独裁思想也随之膨胀。为此，一段时期，打内战成为他的专利。
但蒋介石的民族情感并没有泯灭。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最终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虽然战局危急，东北、华北、平津、京沪相继沦丧，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8年元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日本基于与英美的矛盾，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的旗帜下结成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19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协定，还告诉他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暗中鼓励，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
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蒋介石表现强硬：“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月6日，陶德曼会见孔祥熙，送交了日本的备忘录。蒋介石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为了争取苏联参战，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他将被迫议和，加入**协定轴心国。
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拒绝答复”，一怒之下决定终止“陶德曼工作”。这也宣告，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1月16日，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
日本在198年初提出的所谓和谈，以及德国陶德曼的调停，都被蒋介石坚决抗日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态度拒绝了。但亲日派汪精卫、周佛海等，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的声明所诱惑，不但没有就此停止其“和平”活动，声称要“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
198年月，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继续与日方恢复联系。
作为蒋、汪对日外交活动的一个得力助手，高宗武从小留学日本，于九洲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由于194年协助办理与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人称为“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得到蒋介石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
198年月7日，高宗武、董道宁与日本的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5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举行共谋推行中日“和平”会议，讨论中日外交路线。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只是属于“民间人士”。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通过这些民间人士的穿针引线，而与日本军部发生关系。
高宗武在会谈期间，着重介绍了汪精卫曾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四五次常务会议情况，他强调说：“如果日本人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走到了和平的大门口了。”
双方达成共识，中日两国间“和平”意向如果能信息相通，加上“和平派”的相互努力，两国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具备的。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汪、周为首的低调俱乐部情况，说已经形成国民党内的“和平派”。日方人闻听后兴奋不已。会谈结束，决定把由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由周佛海交给蒋介石。
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了会谈情况，周佛海拍手称快。两人将信交给汪精卫过目，汪主张由陈布雷将信交给蒋介石。
198年5月底，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周、陶商讨对策。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政府施放诱饵。国民政府表示，可由汪精卫或张群出面与日方谈判。汪精卫喜上眉稍，高宗武则准备背着蒋介石前往东京。
198年7月5日，高宗武抵达日本横滨，在影佐祯昭引导下，先后与参谋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会见。此时，日本政府已经明确决策，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规定了诱降活动的具体目标，将诱降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高宗武东京之行，为汪精卫集团直接与日本勾结，为其投敌叛国铺好了路基。
198年11月19日，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在重光堂与高宗武等进行正式会谈。0日晚17时，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应谅解事项》。另外又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重光堂会议及签订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卖国罪证及卖身契。对日方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把全部要求拿出来，只是为了引汪等逃出重庆，而做的表面文章。11月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重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远比重光堂密约对中国所提要求苛刻。由此可以看出，重光堂会议密约，仅是引汪集团上钩的一个精巧的花招而已。
重光堂会议一结束，梅思平带来的重光堂密约，对于准备叛国投敌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已到了关键时刻，汪精卫疑虑重重，瞻前顾后。周佛海决定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处打开缺口。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人，随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断升高，她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对抗战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精卫报告时，陈如获致宝，极力主张脱离重庆。
在蒋介石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形势下，汪、蒋曾多次为最高权力而进行针锋相对的争夺。汪精卫虽说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但汪不过是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在家中汪受陈璧君挟制，在国民党内没有实权。野心膨胀的陈璧君说：“难道当汉奸在日本人那儿也坐第二把交椅吗？”言下之意在日本人那儿当儿皇帝，也比在国民党内当副总裁强。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98年1月8日，那次两人激烈争执，互不相让。蒋介石是全国统帅，原则上不反对和平，所顾忌有两条：一是日本无谈判诚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撕毁和约。和谈必须以日本对中国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二是一与日本和谈，中共必定坐大，内战继而起之。
汪、蒋各执已见，各怀心计，不欢而散。汪、蒋二人再也无法合在一起，汪精卫决定出逃。
198年1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表明汪精卫决定出逃。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 -->>
第四十三回蒋介石苦撑待时变
汪精卫投敌成汉奸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受到过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创办黄浦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战争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个人独裁和强权统治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专制独裁思想也随之膨胀。为此，一段时期，打内战成为他的专利。
但蒋介石的民族情感并没有泯灭。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最终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虽然战局危急，东北、华北、平津、京沪相继沦丧，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8年元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日本基于与英美的矛盾，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的旗帜下结成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19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协定，还告诉他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暗中鼓励，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
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蒋介石表现强硬：“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月6日，陶德曼会见孔祥熙，送交了日本的备忘录。蒋介石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为了争取苏联参战，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他将被迫议和，加入**协定轴心国。
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拒绝答复”，一怒之下决定终止“陶德曼工作”。这也宣告，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1月16日，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
日本在198年初提出的所谓和谈，以及德国陶德曼的调停，都被蒋介石坚决抗日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态度拒绝了。但亲日派汪精卫、周佛海等，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的声明所诱惑，不但没有就此停止其“和平”活动，声称要“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
198年月，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继续与日方恢复联系。
作为蒋、汪对日外交活动的一个得力助手，高宗武从小留学日本，于九洲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由于194年协助办理与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人称为“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得到蒋介石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
198年月7日，高宗武、董道宁与日本的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5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举行共谋推行中日“和平”会议，讨论中日外交路线。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只是属于“民间人士”。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通过这些民间人士的穿针引线，而与日本军部发生关系。
高宗武在会谈期间，着重介绍了汪精卫曾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四五次常务会议情况，他强调说：“如果日本人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走到了和平的大门口了。”
双方达成共识，中日两国间“和平”意向如果能信息相通，加上“和平派”的相互努力，两国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具备的。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汪、周为首的低调俱乐部情况，说已经形成国民党内的“和平派”。日方人闻听后兴奋不已。会谈结束，决定把由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由周佛海交给蒋介石。
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了会谈情况，周佛海拍手称快。两人将信交给汪精卫过目，汪主张由陈布雷将信交给蒋介石。
198年5月底，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周、陶商讨对策。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政府施放诱饵。国民政府表示，可由汪精卫或张群出面与日方谈判。汪精卫喜上眉稍，高宗武则准备背着蒋介石前往东京。
198年7月5日，高宗武抵达日本横滨，在影佐祯昭引导下，先后与参谋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会见。此时，日本政府已经明确决策，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规定了诱降活动的具体目标，将诱降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高宗武东京之行，为汪精卫集团直接与日本勾结，为其投敌叛国铺好了路基。
198年11月19日，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在重光堂与高宗武等进行正式会谈。0日晚17时，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应谅解事项》。另外又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重光堂会议及签订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卖国罪证及卖身契。对日方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把全部要求拿出来，只是为了引汪等逃出重庆，而做的表面文章。11月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重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远比重光堂密约对中国所提要求苛刻。由此可以看出，重光堂会议密约，仅是引汪集团上钩的一个精巧的花招而已。
重光堂会议一结束，梅思平带来的重光堂密约，对于准备叛国投敌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已到了关键时刻，汪精卫疑虑重重，瞻前顾后。周佛海决定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处打开缺口。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人，随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断升高，她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对抗战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精卫报告时，陈如获致宝，极力主张脱离重庆。
在蒋介石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形势下，汪、蒋曾多次为最高权力而进行针锋相对的争夺。汪精卫虽说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但汪不过是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在家中汪受陈璧君挟制，在国民党内没有实权。野心膨胀的陈璧君说：“难道当汉奸在日本人那儿也坐第二把交椅吗？”言下之意在日本人那儿当儿皇帝，也比在国民党内当副总裁强。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98年1月8日，那次两人激烈争执，互不相让。蒋介石是全国统帅，原则上不反对和平，所顾忌有两条：一是日本无谈判诚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撕毁和约。和谈必须以日本对中国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二是一与日本和谈，中共必定坐大，内战继而起之。
汪、蒋各执已见，各怀心计，不欢而散。汪、蒋二人再也无法合在一起，汪精卫决定出逃。
198年1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表明汪精卫决定出逃。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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