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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计算自己能和儿子同行多少年时，陡然想到父亲的。没有几天便是他的花甲之日，意识到这一点，心里不禁喑然伤神，往日那种肤浅的生命易逝感，此时变得那么坚锐和具体。那种强烈的写写父亲的想法，便在心里挥之不去。写父亲，无论是感念，还是批评，我都没有什么顾忌，唯恐读者生了以文谋私的心理，生出厌恶来。现在这种东西也实在太多。
前不久，父亲亲手砌在峡江岸边的那座老屋拆迁，我带了相机回去，用黑白片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洗了出来，平时操碎了心的母亲却显得年轻些，而一生乐观豁达的父亲却显得那么仙风道骨地苍老。我用指压平他的相，想着他从天命之年走进花甲的人生巷子，心里浸满了难以叙说的酸楚。
父亲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这似乎是每个写父亲者都必须向读者交待的话。那个地方在沿着西陵峡百水溪溯水而上的山里，小地名叫杨泉坝，更小一点的地名叫杜家屋场。是那个地方的最高处所在。就是这个地方和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门庭，把父亲为人师表的一生、磨难的一生、乐观的一生重重地卜了一卦，而且卜得准确无误。父亲是三代单传，据说上头有近十个兄长和姐姐，但是因为疾病，用婆婆的话说，最后丢得只剩下他和两个姐姐。太爷是那时的保长，且只一心地读书。父亲当时所处的家境并不是很艰难，他得以有机会上私塾，而且出奇地内向，进进出出一概不做声，以至于老先生用一枚鸡蛋换他的一句话。不知塾师是偏爱他，还是惧怕那时杜家的势力，父亲是断然没有受过责打的，连手心都没有受过一次重握。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正是那一掌的板子，让他砍了先生的讲桌角，回家后生死不上学，当上了地道的农民。相对沉郁得有如杜甫一生的爷爷，与父亲相比，自是少了众多的优越和乐观，而且让他的苦之余波波及到了他子孙的心里。而父亲则在他的一生里把那些伤害自己的忧郁放逐得很远很远，始终让一种乐观光芒四射着。其实，父亲受先生的宠爱，还得于于他的天赋和学业。他在很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完成学业任务，用自己的智慧机智地躲过了先生那狠狠的一尺横扫。父亲上中学是保送的。还有从机枪的弹线下爬过去上学的经历。据他自己说，他师范里也没少受老师的赏识，特别是他在音乐和美术上的天赋，让他成为了一个开朗、而且是出尽了风头的人。师范生的父亲爱说爱笑，爱拉二胡，爱走进老师特许的琴室去抚弄当时是无比珍贵的钢琴。师范生的父亲还被不少的女生爱慕，而他则是显得十足地小资产阶级的清高，以至于他和许多理想的爱情错失交臂。
那时的父亲，理着一头油光水滑的分头，瘦削的脸庞透着十分的秀气和儒雅，眼睛里透亮，溢出一种父亲的慈祥。但是那种年轻也曾让我感到过一种畏惧，暗想如此带着某种高贵意味的新青年，何曾会把我这个不成形的家伙放进眼里和心里。
少年的儿子看着父亲的年轻时，产生的是前所没有的自卑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而且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正因如此，我对他的崇拜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感情转化成对他与我在父子感情上的一种否定，我一直认为他爱弟弟，而根本就不爱我，并且经常和他进行一种关于爱的权力的战争，以修补他在我心灵的完美。
他的照片我是在他的文凭上看到的。在我身上至今还保留着他三十多岁时的一张工作证上的小照片，那上面，已经布满了许多人生风霜的皱纹。“文革”中父亲准确而理性的罪名是“黑帮”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这还是在我成人后反复询问他才知道的。那些事，大多只给了我一些模糊的感觉，但也还有几件清醒的。好过的日子里，见到父亲就是一种快乐。每个周父亲都要从山里的学校回来，每次他都要给我和弟弟带些小礼物，小手绢、洋瓷碗、小喇叭。这些小玩艺足以让那些纯粹的农村孩子羡慕之极。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那些美好的时光似乎是从家爷家搬出去在二家爷五家湾的老屋里住了一阵子之后，搬进江边的肉圆子沱，才结束的。
几乎所有的父亲和父亲们所建造的故乡或是家园，都是农耕文明所带来的深刻印记。即使我做乡村教师的父亲也不例外。这种农业文明的渗透力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一种父亲和故土的身份浸漫了整个社会肌体。所以，不仅今天我们会和所有的儿子们一样写或者就是赞美各自的父亲，即使他们过着非常平庸的生活和人生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赞美他们。将来我们的儿子，同样也会以一种农耕文明的心理写他们的父亲我们，不同的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这就是文明和历史的惯性，就是依靠这种农业文明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结果。
话扯得很远了。
在肉圆子坨，算是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学会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会了到江里捞浪渣子当柴烧，学会了在江里游泳、在沙里打仗，我们的父亲却学会了钓鱼，以至于让这个爱好成了他一生最虔诚的爱好和绝活。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行程。那时我大概六、七岁。最让我不可忘记的是我和母亲给他的一次送饭。母亲让我提着那种峡江才有的小竹篓，里面放着一碗不知何物的食物。我们沿着中学那条古老的屋檐下半米高的甬道，走向父亲。在口字形校园的左上角的二楼，是当时的教育组，在那间后来我也去住过的最大的楼板房前，我们推开木门进去时，父亲正被一些不认识的人把双手拴着，吊在屋梁上打。出于人道，我们进去时，他们住了手，还给他松了绑。穿着白衣的父亲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抱进怀里，开始无声地流泪。后来的事都变得很模糊。所以假期里，父亲一言不发地到江边去钓鱼，一言不发地和我们过着许多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情景，就和八十年代流行的日本歌曲北国之春中那愁沽着酒、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样，让人回想起来心里就充满了惆怅。而那时，身处逆境的父亲常常让我这个尚不很明事理的长子感到不安。尤其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借以排遣忧愁的钓鱼上。在肉圆子沱一带，从伍厢庙到百水溪，几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到了吃饭时，他常常是痴迷得留恋忘返。这时，我往往要沿着江岸的乱石丛跑上几里路去找他，直到看到他一手拿着鱼杆，一手提着鱼篓，满脸笑容地走向我，我才会满心释然。那时，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热爱我们的父亲。
我不知道，父亲乐观的种子是不是在那时就被人生的苦水所浸醒，然后发芽、生根，直至长出坚强的茎叶。那时的父亲，仍然在端坊溪的崔氏湾或垭子口教书。他每个周一去一回，我们也在巴望他的时光里长大。而父亲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那么年轻。尤其是，他每月定量27斤粮，都能节省近一半的粮食回家，以补充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家伙的肚子。而且他总是乐和和地对我们说，他吃不得，吃多一点他的胃就不舒服。我们都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只有母亲在他每次回来时，都会含着泪水煮一升米，漫在一大锅苕米子上面蒸好后，先给他盛一碗，然后才搅拌均匀，给我们吃。然而，父亲那碗白花花的米饭却又总是被扒进了我们的碗里。可是，很多时候，... -->>
我是在计算自己能和儿子同行多少年时，陡然想到父亲的。没有几天便是他的花甲之日，意识到这一点，心里不禁喑然伤神，往日那种肤浅的生命易逝感，此时变得那么坚锐和具体。那种强烈的写写父亲的想法，便在心里挥之不去。写父亲，无论是感念，还是批评，我都没有什么顾忌，唯恐读者生了以文谋私的心理，生出厌恶来。现在这种东西也实在太多。
前不久，父亲亲手砌在峡江岸边的那座老屋拆迁，我带了相机回去，用黑白片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洗了出来，平时操碎了心的母亲却显得年轻些，而一生乐观豁达的父亲却显得那么仙风道骨地苍老。我用指压平他的相，想着他从天命之年走进花甲的人生巷子，心里浸满了难以叙说的酸楚。
父亲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这似乎是每个写父亲者都必须向读者交待的话。那个地方在沿着西陵峡百水溪溯水而上的山里，小地名叫杨泉坝，更小一点的地名叫杜家屋场。是那个地方的最高处所在。就是这个地方和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门庭，把父亲为人师表的一生、磨难的一生、乐观的一生重重地卜了一卦，而且卜得准确无误。父亲是三代单传，据说上头有近十个兄长和姐姐，但是因为疾病，用婆婆的话说，最后丢得只剩下他和两个姐姐。太爷是那时的保长，且只一心地读书。父亲当时所处的家境并不是很艰难，他得以有机会上私塾，而且出奇地内向，进进出出一概不做声，以至于老先生用一枚鸡蛋换他的一句话。不知塾师是偏爱他，还是惧怕那时杜家的势力，父亲是断然没有受过责打的，连手心都没有受过一次重握。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正是那一掌的板子，让他砍了先生的讲桌角，回家后生死不上学，当上了地道的农民。相对沉郁得有如杜甫一生的爷爷，与父亲相比，自是少了众多的优越和乐观，而且让他的苦之余波波及到了他子孙的心里。而父亲则在他的一生里把那些伤害自己的忧郁放逐得很远很远，始终让一种乐观光芒四射着。其实，父亲受先生的宠爱，还得于于他的天赋和学业。他在很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完成学业任务，用自己的智慧机智地躲过了先生那狠狠的一尺横扫。父亲上中学是保送的。还有从机枪的弹线下爬过去上学的经历。据他自己说，他师范里也没少受老师的赏识，特别是他在音乐和美术上的天赋，让他成为了一个开朗、而且是出尽了风头的人。师范生的父亲爱说爱笑，爱拉二胡，爱走进老师特许的琴室去抚弄当时是无比珍贵的钢琴。师范生的父亲还被不少的女生爱慕，而他则是显得十足地小资产阶级的清高，以至于他和许多理想的爱情错失交臂。
那时的父亲，理着一头油光水滑的分头，瘦削的脸庞透着十分的秀气和儒雅，眼睛里透亮，溢出一种父亲的慈祥。但是那种年轻也曾让我感到过一种畏惧，暗想如此带着某种高贵意味的新青年，何曾会把我这个不成形的家伙放进眼里和心里。
少年的儿子看着父亲的年轻时，产生的是前所没有的自卑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而且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正因如此，我对他的崇拜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感情转化成对他与我在父子感情上的一种否定，我一直认为他爱弟弟，而根本就不爱我，并且经常和他进行一种关于爱的权力的战争，以修补他在我心灵的完美。
他的照片我是在他的文凭上看到的。在我身上至今还保留着他三十多岁时的一张工作证上的小照片，那上面，已经布满了许多人生风霜的皱纹。“文革”中父亲准确而理性的罪名是“黑帮”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这还是在我成人后反复询问他才知道的。那些事，大多只给了我一些模糊的感觉，但也还有几件清醒的。好过的日子里，见到父亲就是一种快乐。每个周父亲都要从山里的学校回来，每次他都要给我和弟弟带些小礼物，小手绢、洋瓷碗、小喇叭。这些小玩艺足以让那些纯粹的农村孩子羡慕之极。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那些美好的时光似乎是从家爷家搬出去在二家爷五家湾的老屋里住了一阵子之后，搬进江边的肉圆子沱，才结束的。
几乎所有的父亲和父亲们所建造的故乡或是家园，都是农耕文明所带来的深刻印记。即使我做乡村教师的父亲也不例外。这种农业文明的渗透力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一种父亲和故土的身份浸漫了整个社会肌体。所以，不仅今天我们会和所有的儿子们一样写或者就是赞美各自的父亲，即使他们过着非常平庸的生活和人生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赞美他们。将来我们的儿子，同样也会以一种农耕文明的心理写他们的父亲我们，不同的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这就是文明和历史的惯性，就是依靠这种农业文明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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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圆子坨，算是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学会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会了到江里捞浪渣子当柴烧，学会了在江里游泳、在沙里打仗，我们的父亲却学会了钓鱼，以至于让这个爱好成了他一生最虔诚的爱好和绝活。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行程。那时我大概六、七岁。最让我不可忘记的是我和母亲给他的一次送饭。母亲让我提着那种峡江才有的小竹篓，里面放着一碗不知何物的食物。我们沿着中学那条古老的屋檐下半米高的甬道，走向父亲。在口字形校园的左上角的二楼，是当时的教育组，在那间后来我也去住过的最大的楼板房前，我们推开木门进去时，父亲正被一些不认识的人把双手拴着，吊在屋梁上打。出于人道，我们进去时，他们住了手，还给他松了绑。穿着白衣的父亲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抱进怀里，开始无声地流泪。后来的事都变得很模糊。所以假期里，父亲一言不发地到江边去钓鱼，一言不发地和我们过着许多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情景，就和八十年代流行的日本歌曲北国之春中那愁沽着酒、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样，让人回想起来心里就充满了惆怅。而那时，身处逆境的父亲常常让我这个尚不很明事理的长子感到不安。尤其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借以排遣忧愁的钓鱼上。在肉圆子沱一带，从伍厢庙到百水溪，几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到了吃饭时，他常常是痴迷得留恋忘返。这时，我往往要沿着江岸的乱石丛跑上几里路去找他，直到看到他一手拿着鱼杆，一手提着鱼篓，满脸笑容地走向我，我才会满心释然。那时，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热爱我们的父亲。
我不知道，父亲乐观的种子是不是在那时就被人生的苦水所浸醒，然后发芽、生根，直至长出坚强的茎叶。那时的父亲，仍然在端坊溪的崔氏湾或垭子口教书。他每个周一去一回，我们也在巴望他的时光里长大。而父亲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那么年轻。尤其是，他每月定量27斤粮，都能节省近一半的粮食回家，以补充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家伙的肚子。而且他总是乐和和地对我们说，他吃不得，吃多一点他的胃就不舒服。我们都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只有母亲在他每次回来时，都会含着泪水煮一升米，漫在一大锅苕米子上面蒸好后，先给他盛一碗，然后才搅拌均匀，给我们吃。然而，父亲那碗白花花的米饭却又总是被扒进了我们的碗里。可是，很多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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