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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于设想，如果大舅在抗大分校毕业后听从朱老总的安排，留在学校当政治教官，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听说朱老总十分欣赏大舅的性格和才华，甚至对他持空枪追赶“跳蚤”的故事也赞不绝口。但是，大舅说，他必须到前线去，他来此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到前线去。朱老总说：“哦，我想起来了，你还给土肥原留着一颗子弹哩，要得，我不能拦你。”就送给他一块怀表，说：“这是战利品，请你带上它，一路走好。再过一些年头，我们再走到一起相会时，你和这块表都要走得‘噌噌’的。”
大舅模仿着四川口音，绘形绘声地向我三姥爷叙述了他与朱老总的会见。他说朱老总大智若愚，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仁厚长者。他还说他能穿过横七竖八的日伪封锁线，全靠形形色色的“地下交通员”：有赶大车的车把式，有敌后武工队队员，有药材行的伙计，有铁道线上的巡道员，有十五六岁的放羊娃，还有在大浪滔天的黄河上把舵行船的老艄公。他说，共产党叫他看到了民众，是他从未看见过的“大写”的民众。三姥爷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你以后就给朱德将军‘对表’吧，不要错过了时辰。”
那时候，齐楚已经把游击队拉到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将军会合，并入新四军四师。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经受着日伪军频繁、残酷的大“扫荡”三姥爷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团长，而担任副总团长的共产党员与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都已在日伪军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大舅一时找不到共产党，就把朱老总送给他的怀表放在耳边，倾听着“噌噌”的响声，说：“三伯，我跟朱老总‘对表’了，表说，你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你知道吗？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已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了。”大舅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同室操戈无所不用其极的蒋某人，偏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好小子，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话！”遂把三个乡的自卫分团交给我大舅指挥，又卖了一百多亩地，购买了第三批枪支弹药，组建了一支拥有三百多人、三百多条枪的抗日武装，号称“新四军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第一仗就一窝端了一个区公所，击毙汉奸区长、区队长，生俘“狗子兵”三十多人。第二仗又摧毁了一个土围子，歼灭了一支投靠鬼子、积极参加大“扫荡”的土匪武装。新到任的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韩达生闻讯大喜“哎呀，新四军派部队来了！”跑来一看，却是我大舅。韩达生也是“新私塾”出来的学生，与我大舅从小就是朋友。大舅说：“对不起，我未经许可，就为你招兵买马了。”韩达生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鬼子正在扫荡，国民党也在猖狂反共，除了你孟大公子，谁肯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这支游击队又被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团建制，编为二营，由大舅任营长。他主动要求增派共产党员来二营担任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大舅颇有一些宽慰地对我三姥爷说：“三伯，我这匹烈性马，给自己戴上牛笼头了！”
三姥爷说：“是吗？我的右眼皮还跳着呢！”
大舅碰上了一双眼睛。独立团黄团长兼政委正在唆唆地盯视着他。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大舅的亲密往来也引起了黄团长的革命警惕，他特意提醒他的同志们务必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王其梅，他后来成了将军，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将军回忆说，我听得出黄团长话中有话，就对他讲，你过分高涨的革命警惕性已经发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孟营长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嘛！黄团长说，幼稚！难道有哪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留在党外吗？王其梅说，那又怎么样？他能拉起队伍主动找党，打日本鬼子，你还要挑剔什么！你这样疑神疑鬼，不觉得累吗？黄团长说，我就是要疑神疑鬼，项英同志见鬼不疑，才有了“皖南事变”才牺牲了我们数千名好同志，包括他自己，你不觉得他死得冤枉吗？
大舅不会想到，同一个“皖南事变”却十分合理地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
一九四一年春，独立团正在进行军事训练，鬼子和皇协军数百人突乘十多辆汽车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黄团长命令我大舅率二营四连掩护全团撤离。大舅以河堤为屏障，阻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战斗异常惨烈，一个排的战士英勇牺牲。眼看鬼子兵在河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举着“膏药旗”蜂拥而上。大舅赤膊率战士与鬼子白刃格斗，将鬼子赶下河堤，劈杀鬼子旗手，夺了“膏药旗”倒挂在河堤柳树上。众皆欢呼。大舅的锁骨被子弹洞穿，血染征衣而浑然不觉，仍手拿指挥旗，奔腾跳跃于枪林弹雨中。全团顺利撤离后，大舅率队在夜色中撤出战斗。黄团长送我大舅离队到傅集养伤，久久望着离去的担架，啧啧称赞说：“果真是一条好汉！”转身又对身边人说：“这样的人留在我们队伍里，而且让他带兵，是十分危险的！”
历史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解除这个危险的机会。
大舅养伤期间，独立团奉命东进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四师会合。黄团长却对我大舅封锁消息，径自带独立团悄然离去。大舅的警卫员猴子闻讯告诉了大舅。大舅急带猴子追至永城一个村庄才追上了部队，压下满腔怒火向黄团长报到。黄团长十分亲切地告诉他，二营已任命了新营长，让他好好休息。这时，齐楚远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任政治部主任。大舅求见齐楚重新分配工作，苦不得见。只是有人捎话，齐楚认为处置不当，又给了大舅一个副团长的名义，却从此失去了指挥作战的权力。团部开会从来没有通知过他。
警卫员猴子陪着我大舅度过了一段十分困窘的日子。猴子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叫花子。三姥爷碰见他手拿弹弓打了一串麻雀，用泥巴糊住麻雀，拾了一堆柴火，在野地里烧麻雀吃。三姥爷就领走了他，对虎子说，这个孩子有“材料”把他放在“看家队”给你当个“小跑腿儿的”好好调教，会有出息的。“看家队”改编时，嫌他年纪小，把他“漏编”了。大舅从山西回来后，他就当了大舅的警卫员。
猴子说，我大舅住在远离团部的一个磨坊里，天天围着一个磨盘打转，他刚刚趋于平和的脾气又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不能容忍乌鸦。乌鸦在一颗老榆树上“呱呱”叫了两声，他也要勃然大怒，说：“这是怎么搞的，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乌鸦！”猴子还记得那块怀表。大舅整晌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毫无表情，把胳膊撑在磨扇上，手里攥着怀表，耳朵贴上去，听怀表“噌噌”走动的声音，闭着眼，一动不动。猴子站在门外看天，手里拿着一块土坷垃，随时提防着乌鸦。
猴子说，虎子所在团队就在邻村驻防，听说我大舅来了，就约了原“看家队”几个队员跑来看他。“看家队”编成的特务队早已撤销了建制，队员们被拆散编入了各个连队。大家说了几句怀旧的话，话题... -->>
我难于设想，如果大舅在抗大分校毕业后听从朱老总的安排，留在学校当政治教官，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听说朱老总十分欣赏大舅的性格和才华，甚至对他持空枪追赶“跳蚤”的故事也赞不绝口。但是，大舅说，他必须到前线去，他来此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到前线去。朱老总说：“哦，我想起来了，你还给土肥原留着一颗子弹哩，要得，我不能拦你。”就送给他一块怀表，说：“这是战利品，请你带上它，一路走好。再过一些年头，我们再走到一起相会时，你和这块表都要走得‘噌噌’的。”
大舅模仿着四川口音，绘形绘声地向我三姥爷叙述了他与朱老总的会见。他说朱老总大智若愚，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仁厚长者。他还说他能穿过横七竖八的日伪封锁线，全靠形形色色的“地下交通员”：有赶大车的车把式，有敌后武工队队员，有药材行的伙计，有铁道线上的巡道员，有十五六岁的放羊娃，还有在大浪滔天的黄河上把舵行船的老艄公。他说，共产党叫他看到了民众，是他从未看见过的“大写”的民众。三姥爷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你以后就给朱德将军‘对表’吧，不要错过了时辰。”
那时候，齐楚已经把游击队拉到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将军会合，并入新四军四师。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经受着日伪军频繁、残酷的大“扫荡”三姥爷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团长，而担任副总团长的共产党员与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都已在日伪军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大舅一时找不到共产党，就把朱老总送给他的怀表放在耳边，倾听着“噌噌”的响声，说：“三伯，我跟朱老总‘对表’了，表说，你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你知道吗？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已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了。”大舅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同室操戈无所不用其极的蒋某人，偏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好小子，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话！”遂把三个乡的自卫分团交给我大舅指挥，又卖了一百多亩地，购买了第三批枪支弹药，组建了一支拥有三百多人、三百多条枪的抗日武装，号称“新四军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第一仗就一窝端了一个区公所，击毙汉奸区长、区队长，生俘“狗子兵”三十多人。第二仗又摧毁了一个土围子，歼灭了一支投靠鬼子、积极参加大“扫荡”的土匪武装。新到任的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韩达生闻讯大喜“哎呀，新四军派部队来了！”跑来一看，却是我大舅。韩达生也是“新私塾”出来的学生，与我大舅从小就是朋友。大舅说：“对不起，我未经许可，就为你招兵买马了。”韩达生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鬼子正在扫荡，国民党也在猖狂反共，除了你孟大公子，谁肯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这支游击队又被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团建制，编为二营，由大舅任营长。他主动要求增派共产党员来二营担任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大舅颇有一些宽慰地对我三姥爷说：“三伯，我这匹烈性马，给自己戴上牛笼头了！”
三姥爷说：“是吗？我的右眼皮还跳着呢！”
大舅碰上了一双眼睛。独立团黄团长兼政委正在唆唆地盯视着他。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大舅的亲密往来也引起了黄团长的革命警惕，他特意提醒他的同志们务必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王其梅，他后来成了将军，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将军回忆说，我听得出黄团长话中有话，就对他讲，你过分高涨的革命警惕性已经发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孟营长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嘛！黄团长说，幼稚！难道有哪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留在党外吗？王其梅说，那又怎么样？他能拉起队伍主动找党，打日本鬼子，你还要挑剔什么！你这样疑神疑鬼，不觉得累吗？黄团长说，我就是要疑神疑鬼，项英同志见鬼不疑，才有了“皖南事变”才牺牲了我们数千名好同志，包括他自己，你不觉得他死得冤枉吗？
大舅不会想到，同一个“皖南事变”却十分合理地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
一九四一年春，独立团正在进行军事训练，鬼子和皇协军数百人突乘十多辆汽车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黄团长命令我大舅率二营四连掩护全团撤离。大舅以河堤为屏障，阻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战斗异常惨烈，一个排的战士英勇牺牲。眼看鬼子兵在河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举着“膏药旗”蜂拥而上。大舅赤膊率战士与鬼子白刃格斗，将鬼子赶下河堤，劈杀鬼子旗手，夺了“膏药旗”倒挂在河堤柳树上。众皆欢呼。大舅的锁骨被子弹洞穿，血染征衣而浑然不觉，仍手拿指挥旗，奔腾跳跃于枪林弹雨中。全团顺利撤离后，大舅率队在夜色中撤出战斗。黄团长送我大舅离队到傅集养伤，久久望着离去的担架，啧啧称赞说：“果真是一条好汉！”转身又对身边人说：“这样的人留在我们队伍里，而且让他带兵，是十分危险的！”
历史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解除这个危险的机会。
大舅养伤期间，独立团奉命东进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四师会合。黄团长却对我大舅封锁消息，径自带独立团悄然离去。大舅的警卫员猴子闻讯告诉了大舅。大舅急带猴子追至永城一个村庄才追上了部队，压下满腔怒火向黄团长报到。黄团长十分亲切地告诉他，二营已任命了新营长，让他好好休息。这时，齐楚远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任政治部主任。大舅求见齐楚重新分配工作，苦不得见。只是有人捎话，齐楚认为处置不当，又给了大舅一个副团长的名义，却从此失去了指挥作战的权力。团部开会从来没有通知过他。
警卫员猴子陪着我大舅度过了一段十分困窘的日子。猴子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叫花子。三姥爷碰见他手拿弹弓打了一串麻雀，用泥巴糊住麻雀，拾了一堆柴火，在野地里烧麻雀吃。三姥爷就领走了他，对虎子说，这个孩子有“材料”把他放在“看家队”给你当个“小跑腿儿的”好好调教，会有出息的。“看家队”改编时，嫌他年纪小，把他“漏编”了。大舅从山西回来后，他就当了大舅的警卫员。
猴子说，我大舅住在远离团部的一个磨坊里，天天围着一个磨盘打转，他刚刚趋于平和的脾气又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不能容忍乌鸦。乌鸦在一颗老榆树上“呱呱”叫了两声，他也要勃然大怒，说：“这是怎么搞的，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乌鸦！”猴子还记得那块怀表。大舅整晌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毫无表情，把胳膊撑在磨扇上，手里攥着怀表，耳朵贴上去，听怀表“噌噌”走动的声音，闭着眼，一动不动。猴子站在门外看天，手里拿着一块土坷垃，随时提防着乌鸦。
猴子说，虎子所在团队就在邻村驻防，听说我大舅来了，就约了原“看家队”几个队员跑来看他。“看家队”编成的特务队早已撤销了建制，队员们被拆散编入了各个连队。大家说了几句怀旧的话，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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