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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填土。
我大声叫着：“宛儿姨！”向她飞跑过去。
宛儿姨紧紧抱住了我，但她看见母亲从树丛里走出来，又惊慌地松开了我。
“你瞧，”母亲露出动人的微笑“我的儿子也这么喜欢你了！”
宛儿姨顿时涨红了脸“啊，孟老师！”
母亲好像挥舞着一条看不见的鞭子“这个小家伙刚从老家回来就闹着吃煎饼，还必须是你给他卷了肉丝的那一张煎饼，那一定是一张特别好吃的煎饼！”
宛儿姨宛如一只被逼得无处可逃的兔子“哦，是这样的我给张先生送去一些曲稿家父收藏的曲稿哦，是的，斑斑是个可爱的孩子！”
母亲的笑容依旧明媚动人“兵荒马乱的，你孤单单一个人，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真是太难为你了！”
宛儿姨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曲稿本来是可以交给孟老师的，只是张先生还要我去记录艺人口授的曲谱，学生不敢怠慢。”
母亲赞叹说：“记录曲谱那就必得是你这位才女了。在开封，我就听张先生不住嘴地夸你！你在南阳同乡会上弹过古筝，是吗？都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哩！”
宛儿姨惶恐说：“孟老师见笑了！”
母亲又换了温柔的目光，小声问：“听说就要喝你的喜酒了，是谁家公子有这样的好福气？”
宛儿姨低头不语，眼眶里忽地蓄满了泪水，又拿起铁锨为小树培土。
母亲惊慌说：“哦，对不起！我只是听人说说，没想到会惹你难过！”
“宛姑娘，该回去了。”植树的男人说。
宛儿姨不理他，又围着树根培土。
那人说：“再不回去，老太爷又要操心了！”
宛儿姨木呆地向坟包鞠了一躬，又对母亲说：“孟老师，我要走了。”
母亲说：“我们也要走了，要去内乡张集了。”母亲望着匆匆离去的宛儿姨，又说：“宛儿妹，你等等！”
宛儿姨受惊地站住了。
母亲说：“我没有怪你，我真的没有怪你！”
宛儿姨眼里又忽地溢出泪水“谢谢孟老师，谢谢！我知道，你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真的我知道！”
母亲说：“小宛儿，你走好啊！”宛儿姨说：“谢谢孟老师，谢谢”
母亲把一束喇叭花放在薛姨坟前的时候，哭出了声音说：“小妹，你看见了吗？女人有女人的烦恼！可你连烦恼也没有得到”
我听不懂母亲对宛儿姨和薛姨都说些什么。坟头上的喇叭花听懂了。喇叭花呜呜作响，把冰凉的香气吹在薛姨的脸上。
2。伊甸园
流亡到南阳的h大学没有开课，一所流亡高中在南阳治下的内乡县张集找到了校舍，聘请父亲执教。我们到了张集。父亲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他用一块油布包严了一大叠曲稿，包括那个倒推船，把它们放在破皮箱里，就“咔”地锁上了箱子。
父亲开始在我家租住的破瓦房里团团打转，碰倒了一张三条腿的方桌，就望着方桌说：“今日之中国，果真摆不下一张书桌了！”他用一摞土坯代替桌腿，把方桌支起来，就在这张方桌上写起了讲义，却发现书不够用，又带着一把雨伞出门，到张集附近的几所流亡中学借书，却总是露出疲惫不堪的样子空手而归，又说：“今日之中原，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了！”他从破皮箱中取出我曾多次翻弄过的那一本厚书，久久地阅读宛儿姨的照片。那时候，母亲抱着弟弟去赶集买菜，哥哥、姐姐也都上学去了。只有一只母鸡咯咯叫着，领着一群鸡娃在父亲脚下觅食，它们弄不明白父亲阅读的意义。
我认定，父亲发现我偷看了他含着泪水的阅读，觉得不好意思，才决心把我送到“幼稚园”的。那是流亡高中为教工子弟开办的“幼稚园”、即今日之“幼儿园”坐落在流亡高中大门里边的一座大瓦房里。年轻漂亮的幼儿教师小李姨收下我的第一天就悄悄问我：“你爸和你妈还吵架吗？”我说：“你爸和你妈才吵架！”小李姨就“哽儿”地笑着说：“对，对，全世界有几个爸妈不吵架！”
但我必须承认，是这位名字叫燕子的小李姨首先开发了我的智力，让我充当了她的信使，而且得到了价值不菲的酬谢。小李姨的小桌子底下有一个小砂锅。她掀开砂锅上的盖子，取出一个茶叶蛋，为我剥光了蛋壳，等我吃了茶叶蛋，再拿出一只用纸折叠的小“燕子”把“燕子”藏在我内衣兜里，让我把它送给流亡高中一个名叫何杰的男生。她每一次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除了何杰，不许任何人拿走或是发现这只“燕子”又指着小砂锅说，还有一个茶叶蛋等着我回来吃它呢！我便用手掌捂着“燕子”开始向第二个茶叶蛋发起冲刺。
我接连得到了十多个茶叶蛋的犒劳之后，小李姨和何杰变成了公开的爱侣。我也从此失去了信使的差事，同时失去了吃茶叶蛋的幸运。使我聊以自慰的是，小李姨给了我一个在橡皮上刻出来的图章，说这是何杰给我的奖赏，蘸了印泥，向我手背上一按，手背上就显出几个油腻腻的红字，小李姨嘻嘻笑着念给我听：“信使斑斑之印”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我把它收藏在文具盒里。姐姐写作业时需要涂抹，就恢复了橡皮本来的用途。待我夺回橡皮大印时“信使斑斑”已面目全非。我曾为“失去自我”而哭泣。
父亲好像与我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夕阳西下时，他时常牵着我如同牵着一只顺从的小狗，在屋后的大树林里散步。那一片树林被流亡学子们称为“流亡者的伊甸园”绿阴深处弥漫着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这里一双那里一对的“流亡情侣”在绿阴覆盖着的青草地上做出各种如醉如痴的模样，引起了张集土著居民饶有兴味的窥视。父亲总是牵着我的手绕开他们，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树梢上的云彩。
后来我计算过，父亲那一年三十三岁，母亲不过二十九岁。他们本应到树林里去，寻找属于父亲向我姥爷宣告过的“青草地”和“小星星”还有成行的柞树，柞树下边能采到很好吃的蘑菇，甚至还有树枝上的木耳。但我想不起他们曾一起到树林里散步，只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母亲腰束围裙，手执锅铲，被油烟呛得流着眼泪，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成双成对的少男少女正在树林里发出天堂里的笑声。母亲却露出感伤的表情，在围裙上擦着手说：“唉呀，年轻真好！”正是那个雨后的黄昏，父亲照旧牵着我的手走进树林，在一条光滑水湿却没有泥泞缠脚的草径上小心迈步。林子深处传来一串儿车铃声。父亲就拉着我的手，急忙转移到一棵树下，让开了去路。属于何杰的自行车正向草径这边驶来。我认识这辆自行车，因为整个张集只有这一辆自行车。小李姨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如同被何杰拥在怀里，不时扭回脑袋与何杰完成一次次快速的亲吻，亲吻的声音“叭、叭”作响，如同点发的快枪。自行车却左摇右晃地失去了控制，小李姨一声尖叫，就连人带车滚翻在草径上。他俩抱在一起打滚儿，滚了一身烂泥仍大笑不止。
父亲却不合时宜地跳出来问：“摔着了吗？”
何杰连忙爬起来，鞠了一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小李姨毫不害羞地嬉笑着“张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是”
“我是宛儿的表妹呀！”
“什么？”
“宛儿姐的父亲是我舅哩，你在他府上吃酒那天，是我给你上的菜哩！”小李姨诡谲地眨了眨眼“你知不知道，宛儿的母校迁到夏馆了，离这里很近。”
“她她在夏馆吗？”
“她从家里逃婚出来，回母校当音乐教师”
父亲的眼睛一亮“啊，她真的挣脱了！”
“没有哩！”小李姨说“半路上，她又叫婆家人截回去，跟那个稽查科长完婚了，完婚后就去了老河口。她的女婿很会挣钱，把宛儿姐带走时，扎了喜彩的大船上还捎带着桐油，床板底下支着油篓。”
父亲默然无语。
“张先生，你给宛儿捎信儿吗？我也可以当信使哩！”
“莫，莫，莫！”父亲说“不必了。”
我后来知道，这个“莫，莫，莫”是陆游钗头凤里的句子。
我发现，父亲不再打开那本厚书，却对母亲说：“过家常日子多好啊！”母亲说：“我早就呆在家里为这四个孩子当保姆了！”父亲说：“委屈你了！”母亲说：“你能安下心来吗？”父亲说：“怎么不能？”母亲说：“那就好。”
我们过了一段宁静而不乏快乐的日子。父亲按部就班地去学校上课，回来就忙着喂鸡，还当了鸡的医生，为受伤的鸡爪抹了红汞再贴上橡皮膏，给斗败了架的公鸡没了羽毛的脖子上敷绷酸软膏，再裹上纱布。我家的鸡就显得与众不同，使我想起打了败仗的伤兵。
父亲最关心的是八只母鸡，用我和哥哥、姐姐、还有尚在吃奶的弟弟的名字为母鸡命名，四个名字不够八只母鸡分配，每个名字下边又分出一号和二号，比如属于我的母鸡就叫“斑斑一号”和“斑斑二号”父亲用粉笔在山墙上写了八只母鸡的名号，哪只鸡下了一个蛋，就在哪只鸡的名号下画上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父亲画了满墙的“正”字，又仰脸望着山墙查数，然后对母亲说：“‘正’字够用了。”母亲问：“你说啥？”父亲说：“我是说，孩子们的营养够用了。只是‘斑斑一号’和‘冉冉二号’表现不佳，斑斑和冉冉还要靠‘瑟瑟二号’和‘一号’提供营养。”母亲恍然大悟说：“那么，是不是杀了不在名册的大公鸡呢？”父亲说：“不，不，不可以的。你忘了吗？上次杀了一只公鸡，全体母鸡们一蹶不振，绝食三日，直到又有了这只大公鸡，才重新出现了盛唐景象呀！”母亲说：“是的，是的，世界历来是由公鸡主宰的。”
我常常怀念那一段与母鸡和营养有关的日子。如果没有一位身穿黑色罩衫的老人从南阳来访，我们和母鸡们的日子里还会日积月累着更多的“正”字。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因为小李姨要幼稚园的孩子排演一个就要在儿童节上演的“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我无论如何也不给狼外婆开门，这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小李姨让何杰骑车送我回家的。我一进门，就望见父亲与一位黑衣老人相对而坐，哥哥和姐姐都被挤到了一边。晚饭已经摆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大家却不动用筷子。黑衣老人的男低音正在破瓦房里轰鸣：“主啊，赐我精美饮食，赐我欢乐时光，赐我幸运聚会，仁慈遍及四方。主啊，请赐和平幸福，普照恩光！”父亲就跟他一起在胸前划着“十”字说：“阿门！”哥哥、姐姐却跟着瞎说：“亚门！”
母亲在厨房里没有听见黑衣老人的祈祷，她把邻人从墙豁口上支援过来的一盘猪头肉端上饭桌时，不知道这是天主赐给的“精美食物”一连声地对天主表示不敬“哎呀，这能吃不能吃呀，卫生不卫生呀！王牧师，实在抱歉，这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实在委屈你了！”王牧师开始为天主辩护：“哪儿的话呀，你瞧，多么丰盛的晚宴！”他用筷子点着破桌上的盘盏，赞美并开始享用“精美食物”它们多半来自母鸡的奉献，比如：煎鸡蛋、卤鸡蛋、鸡蛋羹、蛋花汤，最后端上来的是蛋炒小米饭。
王牧师刚刚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寻找。是父亲的母校燕京大学通过教会渠道找到了这位在南阳传教的牧师，又通过这位牧师在流亡南阳的学校中找到了父亲。他带来了燕京大学聘任父亲回国文系执教的聘书和一封词意恳切的邀请信。
王牧师离去后，父亲就望着母校的邀请信发呆“北平沦陷了，我怎能钻到鬼子刺刀底下卖斯文呢！”母亲说：“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嘛，鬼子与美国没有宣战，刺刀插不进‘燕园’。”父亲不语。母亲又说：“我看还是要去，那里摆得下书桌，还有一个陪着你吃了不少烧饼的图书馆哩！”父亲说：“你和孩子们怎办？”母亲说：“艰苦抗战就是了！”
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父亲才作出了去燕大任教的决定。那时，姥爷已经从省城逃到了郾城。父亲把我们送到了姥爷身边的郾城，接着就打扮成教会的神职人员，穿过一大片沦陷区，钻进了北平的“燕园”临行前，王牧师又用我听不明白的语言为父亲祈祷：“主啊，在征战喧声里，你睡主怀中，护你平安，醒来定能蒙福无边，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见荣华金岸。阿门！”
3。蒙受羞辱的日子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是一个使我蒙受羞辱的日子。
我怀疑这一切与上帝有关。当我家迁徙到郾城、落脚在东后街一个没有树阴的大杂院里以后，总是不能按时收到父亲的薪水。母亲说，父亲的薪水要通过基督教会，穿越一大片沦陷区，才能从北平辗转传递过来。我十分敏锐地察觉，这件事是由上帝管着的。上帝没有忘记母亲对他所赐“精美饮食”的不敬，就在传递薪水上制造障碍，让我们的饮食乃至于穿衣都离开了“精美”母亲却又把一切困苦瞒着姥爷。因此，我刚刚踏进城关模范小学的校门，就成了唯一没有穿上草绿色童子军制服的孩子。
偏偏又碰上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集会检阅。穿戴整齐的全校同学按班级排好了绿色方阵，我却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衣黑裤闯进去，在一片碧绿的芳草地上增添了一滴刺眼的墨渍。训导主任刘大个儿一眼盯住了这滴墨渍，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了队列。我的耳朵被他最大限度地拉长了，使我想起了一只黑色的安格拉兔被拉长耳朵拖出绿色丛林的样子，就用手护着耳根大叫：
“放开，你不能揪我的耳朵！”
刘大个儿大为惊讶“你的耳朵为啥揪不得？”
“我的耳朵没有错！”
他惊骇地打量着我，放开了我的耳朵，却向我的腿弯上踹了一脚“那么，你给我跪下！”我双膝着地后又即刻像弹簧一样反弹起来，大叫：“你不能踢我的腿？”
“为啥？”
“我的腿也没有错！”
刘大个儿用手指支起我的下巴“你说，你错在哪里？”
“我不该穿黑衣裳。”
“好，你把你这身‘黑皮’扒下来！”
我不能拒绝这个处罚，因为它来自我主动提供的一个确凿无疑的理由，只好顺从地把上衣扒下来，撂在地上。
他又指着我的汗衫儿“脱呀！”
我又勇敢地脱了汗衫儿，把我的上身一览无余地裸露给几百双灼热发烫的眼睛。要有两大块值得炫耀的胸大肌就好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只有一张薄得透亮的皮囊，包着两排洗衣搓板样的“鸡肋”
“脱呀！”他又指着我的裤子发出微笑。
那是我第一条打了补丁的黑色长裤，虽然与草绿色的童子军“灯笼裤”相去甚远，屁股和膝盖上的补丁却具有惹人注目的观赏性，那是母亲在一块与黑色相映成趣的米黄色破呢子上，用同一个圆规画出来的四个直径相等的圆。我十分珍惜这四个杰出的圆，依依不舍地脱了长裤，又小心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我的脚背上。
只剩下一个皱皱巴巴的裤头了，但我听到了骇胆裂魂的第三个“脱呀！”
不满六周岁的我，已经预见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自从我不穿开裆裤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深刻地意识到被封闭起来的地方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快给我脱！”
脊背上被击了一掌，我就打了个前栽。当我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决心，噌地扯断了裤腰上的松紧带，裤头就“吐噜”一下滑落在脚背上。
我如同一条闪光发亮的白条鱼儿，神奇而无畏地直竖在操场上了。队列里的小女生都偏着脸，用手掌捂着各自的嘴，捂不住的笑声却如同水面上“哽儿哽儿”爆裂的气泡儿。那一定是最可怕的瘟疫“虎列拉”吐出来的气泡儿，在整个操场上迅速传染、蔓延，汇聚成翻江倒海的哄笑。笑声如黑色的浪花伸缩着无数条舌头，在我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乱舐乱跳。
我认定，那是我今生乃至于来世都不可以须臾忘记的奇耻大辱。
刘大个儿把我扒下来的衣裳组合成人形，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一棵浑身是刺儿的老槐树上。我看见一个只有空壳、没有脑袋的我，高吊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站好！”刘大个儿用中指第二个关节叩打我的脑壳如扣打一个沉闷的葫芦“啥时候你的家长把制服送来，啥时候叫你回去！”接着向绿方块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草绿色的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从我面前通过，我赤条条地立正，如一截剥了树皮的树桩。后来我曾多次怀着羞耻之心回忆当时的场景，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将军正在检阅他的士兵。士兵们齐刷刷地扭着脖子向将军行注目礼的时候，将军却叠放着两个手掌，捂在他不愿示众的地方忸怩作态。我还如此深刻地记住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阳光，它以不合时令的燥热炙烤在我未曾见过世面的小肚皮上。一只小苍蝇没有响声地飞过来，恰到好处地落在我的鼻尖上，潇洒地翘起一条长腿，侍弄它美丽的翅膀。漫长的队列在有节奏的哨音中走上了大街，我才倏地从脚脖上提起裤头，开始了向东后街大杂院的逃亡。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母亲会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地发怒。她向我喝叫了一声：“不许哭！”她自己却替我流下了眼泪。母亲的腹部正因为有了我的第二个弟弟而隆起，连喘气都有些吃力。她给我穿上一套没有补丁的服装以后，就像一只气咻咻的母鹅领着她的鹅仔，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学校。操场就在学校旁边，那是一块空荡荡没有围墙的开阔地。母亲靠在检阅台的下边望着那株刺儿槐，只剩下一张空壳的我正如一面黑色的旗帜挂在刺儿槐的牙齿上猎猎作响。母亲的泪水又忽地涌出了眼眶。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又一个弟弟在母腹中的躁动。母亲脸色煞白，身上发作了骇人的战栗。
高我一等的绿色恰在这时完成了盛大的检阅，排着三行纵队回到了操场。母亲要我指认了那位梳着分头而且抹了头油的训导主任，问道：
“请问，是你揪着这个孩子的耳朵叫他下跪的吗？”
刘大个儿有力地点一下头“不错！”
“你还很有技巧地踢了孩子的腿，用你穿着硬头皮鞋的脚？”
“不错！”
“你还才华横溢地让他扒光了衣裳罚站？”
“不错！可是我要问，你想干什么？”
“三天以前，我给你们训导处写过一封信，说明他暂时没有穿上童子军制服的原因。你本来可以通知家长，不让他参加检阅，甚至可以让他退学，而绝对不可以如此野蛮而又如此能干地体罚、戏弄、羞辱一个孩子！”
刘大个儿脸上有几颗豆粒样的麻子涨红了。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
“我只不过要告诉你，即使是一个最贫穷、最微不足道的孩子，也享有与生俱来的人身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的权力。”
刘大个儿像是望见一个奇迹似地望着我的母亲，怪笑说：“哈哈，领教了！请问，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还要告诉你”母亲平静地说“我看到了一个戕害儿童的败类！”
“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母亲”
母亲发作了临产的阵痛，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从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滚下来。母亲紧紧抓住我，捏疼了我的手，却不能移动脚步。多亏小姨领着一辆黄包车急急跑来，把母亲扶上车，就催车夫快跑，埋怨说：“你要把孩子生到操场上算咋着！”
刘大个儿在身后喊叫：“不就是一个难民嘛，有脾气找小日本儿发去！”
我和小姨跟在黄包车后边拚命奔跑。我知道，一位助产士一大早就挎着一个白色的箱子来到了我家，还有姥爷从乡下找来的一位保姆。她俩正为了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产妇而魂飞胆丧。刚到家，我就听到了第二个弟弟一肚子委屈的啼哭。
当晚还有一个“国庆提灯会”小姨为了让我拥有参加“提灯游行”的权力，给我套上了一身属于老舅的童子军制服。老舅是母亲最小的同父异母弟，与我同岁。我却认定老舅的制服不是我的制服，宁死不屈地不愿再到学校里去。母亲躺在产床上发脾气说：“你为什么不去？你是不是害怕那个训导主任？”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他揪耳朵，只是怕他叫我脱裤子。母亲不由我分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进行民主意识的启蒙：“你绝对不要怕他，你从小就必须学会，不要向任何强权表现丝毫的怯懦，懂吗？你要从他面前走过去，连眼珠也不要向他转一下，懂吗？”助产士用镊子夹着一块血淋淋的纱布，笑着对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乱动，懂吗？”母亲说：“哦，对不起！”又偏过脸教导我说：“你要昂着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懂吗？”我揩着眼泪、鼻涕，鸡叨米似地连连点头。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话里藏着鲁迅先生的格言。我上了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又送给我一本血红色封面的书，是鲁迅先生的呐喊。
但是，在我重新鼓起勇气、“昂着头，走自己的路”的那个晚上，出了家门才忽然发现，我所缺少的已经不是童子军制服而是一盏灯笼。全家人都在围着像小耗子一样浑身红丢丢的小弟团团打转，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在“提灯会”上能够“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盏灯笼。十四岁的小姨发现了这个失误，而且产生了奇妙的灵感，在一个纸字篓上用稀饭糊了白纸，在篓底的竹篾上缠了一截尖头向上的铁丝，插上了蜡烛，只有几分钟的功夫，我就拥有了一盏硕大无朋的白灯笼。
不幸，在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西瓜灯”、“蟠桃灯”、“白兔灯”、“鲤鱼灯”、“蛤蟆灯”、“宝塔灯”的行列里，我的“字纸篓”又成了全体同学的笑柄。我没有勇气眼珠不转一下地提着这样的灯笼在训导主任的鼻子底下走自己的路，不管他叫不叫我脱裤子。幸而领队的不是刘大个儿，是一位性情温柔的女级任老师。她夸说我这个灯笼个儿最大，而且“又白又胖”我才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地昂起脑袋，当了“提灯游行”的尾巴。
跟在所有灯笼的后边，我的“字纸篓”泪盈盈地发出惨白的光亮。在我们经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字纸篓”都倍受世人瞩目，怪异的笑声如雷贯耳。到了十字街口“字纸篓”被一盏骄傲的“鲤鱼灯”的尾巴扫了一下，蜡烛一歪，轰地燃着了纸篓。我就在一片哄笑声中撂下了一团火焰，像是挨了铳枪的兔子逃之夭夭。
我在一天的时间里蒙受了我来到世上以后的第一和第二个奇耻大辱。
我认定自己明天去上学时，再也没有勇气“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黑沉沉的夜，狗在吠叫。属于我的世界危机四伏。
里填土。
我大声叫着：“宛儿姨！”向她飞跑过去。
宛儿姨紧紧抱住了我，但她看见母亲从树丛里走出来，又惊慌地松开了我。
“你瞧，”母亲露出动人的微笑“我的儿子也这么喜欢你了！”
宛儿姨顿时涨红了脸“啊，孟老师！”
母亲好像挥舞着一条看不见的鞭子“这个小家伙刚从老家回来就闹着吃煎饼，还必须是你给他卷了肉丝的那一张煎饼，那一定是一张特别好吃的煎饼！”
宛儿姨宛如一只被逼得无处可逃的兔子“哦，是这样的我给张先生送去一些曲稿家父收藏的曲稿哦，是的，斑斑是个可爱的孩子！”
母亲的笑容依旧明媚动人“兵荒马乱的，你孤单单一个人，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真是太难为你了！”
宛儿姨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曲稿本来是可以交给孟老师的，只是张先生还要我去记录艺人口授的曲谱，学生不敢怠慢。”
母亲赞叹说：“记录曲谱那就必得是你这位才女了。在开封，我就听张先生不住嘴地夸你！你在南阳同乡会上弹过古筝，是吗？都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哩！”
宛儿姨惶恐说：“孟老师见笑了！”
母亲又换了温柔的目光，小声问：“听说就要喝你的喜酒了，是谁家公子有这样的好福气？”
宛儿姨低头不语，眼眶里忽地蓄满了泪水，又拿起铁锨为小树培土。
母亲惊慌说：“哦，对不起！我只是听人说说，没想到会惹你难过！”
“宛姑娘，该回去了。”植树的男人说。
宛儿姨不理他，又围着树根培土。
那人说：“再不回去，老太爷又要操心了！”
宛儿姨木呆地向坟包鞠了一躬，又对母亲说：“孟老师，我要走了。”
母亲说：“我们也要走了，要去内乡张集了。”母亲望着匆匆离去的宛儿姨，又说：“宛儿妹，你等等！”
宛儿姨受惊地站住了。
母亲说：“我没有怪你，我真的没有怪你！”
宛儿姨眼里又忽地溢出泪水“谢谢孟老师，谢谢！我知道，你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真的我知道！”
母亲说：“小宛儿，你走好啊！”宛儿姨说：“谢谢孟老师，谢谢”
母亲把一束喇叭花放在薛姨坟前的时候，哭出了声音说：“小妹，你看见了吗？女人有女人的烦恼！可你连烦恼也没有得到”
我听不懂母亲对宛儿姨和薛姨都说些什么。坟头上的喇叭花听懂了。喇叭花呜呜作响，把冰凉的香气吹在薛姨的脸上。
2。伊甸园
流亡到南阳的h大学没有开课，一所流亡高中在南阳治下的内乡县张集找到了校舍，聘请父亲执教。我们到了张集。父亲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他用一块油布包严了一大叠曲稿，包括那个倒推船，把它们放在破皮箱里，就“咔”地锁上了箱子。
父亲开始在我家租住的破瓦房里团团打转，碰倒了一张三条腿的方桌，就望着方桌说：“今日之中国，果真摆不下一张书桌了！”他用一摞土坯代替桌腿，把方桌支起来，就在这张方桌上写起了讲义，却发现书不够用，又带着一把雨伞出门，到张集附近的几所流亡中学借书，却总是露出疲惫不堪的样子空手而归，又说：“今日之中原，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了！”他从破皮箱中取出我曾多次翻弄过的那一本厚书，久久地阅读宛儿姨的照片。那时候，母亲抱着弟弟去赶集买菜，哥哥、姐姐也都上学去了。只有一只母鸡咯咯叫着，领着一群鸡娃在父亲脚下觅食，它们弄不明白父亲阅读的意义。
我认定，父亲发现我偷看了他含着泪水的阅读，觉得不好意思，才决心把我送到“幼稚园”的。那是流亡高中为教工子弟开办的“幼稚园”、即今日之“幼儿园”坐落在流亡高中大门里边的一座大瓦房里。年轻漂亮的幼儿教师小李姨收下我的第一天就悄悄问我：“你爸和你妈还吵架吗？”我说：“你爸和你妈才吵架！”小李姨就“哽儿”地笑着说：“对，对，全世界有几个爸妈不吵架！”
但我必须承认，是这位名字叫燕子的小李姨首先开发了我的智力，让我充当了她的信使，而且得到了价值不菲的酬谢。小李姨的小桌子底下有一个小砂锅。她掀开砂锅上的盖子，取出一个茶叶蛋，为我剥光了蛋壳，等我吃了茶叶蛋，再拿出一只用纸折叠的小“燕子”把“燕子”藏在我内衣兜里，让我把它送给流亡高中一个名叫何杰的男生。她每一次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除了何杰，不许任何人拿走或是发现这只“燕子”又指着小砂锅说，还有一个茶叶蛋等着我回来吃它呢！我便用手掌捂着“燕子”开始向第二个茶叶蛋发起冲刺。
我接连得到了十多个茶叶蛋的犒劳之后，小李姨和何杰变成了公开的爱侣。我也从此失去了信使的差事，同时失去了吃茶叶蛋的幸运。使我聊以自慰的是，小李姨给了我一个在橡皮上刻出来的图章，说这是何杰给我的奖赏，蘸了印泥，向我手背上一按，手背上就显出几个油腻腻的红字，小李姨嘻嘻笑着念给我听：“信使斑斑之印”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我把它收藏在文具盒里。姐姐写作业时需要涂抹，就恢复了橡皮本来的用途。待我夺回橡皮大印时“信使斑斑”已面目全非。我曾为“失去自我”而哭泣。
父亲好像与我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夕阳西下时，他时常牵着我如同牵着一只顺从的小狗，在屋后的大树林里散步。那一片树林被流亡学子们称为“流亡者的伊甸园”绿阴深处弥漫着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这里一双那里一对的“流亡情侣”在绿阴覆盖着的青草地上做出各种如醉如痴的模样，引起了张集土著居民饶有兴味的窥视。父亲总是牵着我的手绕开他们，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树梢上的云彩。
后来我计算过，父亲那一年三十三岁，母亲不过二十九岁。他们本应到树林里去，寻找属于父亲向我姥爷宣告过的“青草地”和“小星星”还有成行的柞树，柞树下边能采到很好吃的蘑菇，甚至还有树枝上的木耳。但我想不起他们曾一起到树林里散步，只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母亲腰束围裙，手执锅铲，被油烟呛得流着眼泪，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成双成对的少男少女正在树林里发出天堂里的笑声。母亲却露出感伤的表情，在围裙上擦着手说：“唉呀，年轻真好！”正是那个雨后的黄昏，父亲照旧牵着我的手走进树林，在一条光滑水湿却没有泥泞缠脚的草径上小心迈步。林子深处传来一串儿车铃声。父亲就拉着我的手，急忙转移到一棵树下，让开了去路。属于何杰的自行车正向草径这边驶来。我认识这辆自行车，因为整个张集只有这一辆自行车。小李姨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如同被何杰拥在怀里，不时扭回脑袋与何杰完成一次次快速的亲吻，亲吻的声音“叭、叭”作响，如同点发的快枪。自行车却左摇右晃地失去了控制，小李姨一声尖叫，就连人带车滚翻在草径上。他俩抱在一起打滚儿，滚了一身烂泥仍大笑不止。
父亲却不合时宜地跳出来问：“摔着了吗？”
何杰连忙爬起来，鞠了一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小李姨毫不害羞地嬉笑着“张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是”
“我是宛儿的表妹呀！”
“什么？”
“宛儿姐的父亲是我舅哩，你在他府上吃酒那天，是我给你上的菜哩！”小李姨诡谲地眨了眨眼“你知不知道，宛儿的母校迁到夏馆了，离这里很近。”
“她她在夏馆吗？”
“她从家里逃婚出来，回母校当音乐教师”
父亲的眼睛一亮“啊，她真的挣脱了！”
“没有哩！”小李姨说“半路上，她又叫婆家人截回去，跟那个稽查科长完婚了，完婚后就去了老河口。她的女婿很会挣钱，把宛儿姐带走时，扎了喜彩的大船上还捎带着桐油，床板底下支着油篓。”
父亲默然无语。
“张先生，你给宛儿捎信儿吗？我也可以当信使哩！”
“莫，莫，莫！”父亲说“不必了。”
我后来知道，这个“莫，莫，莫”是陆游钗头凤里的句子。
我发现，父亲不再打开那本厚书，却对母亲说：“过家常日子多好啊！”母亲说：“我早就呆在家里为这四个孩子当保姆了！”父亲说：“委屈你了！”母亲说：“你能安下心来吗？”父亲说：“怎么不能？”母亲说：“那就好。”
我们过了一段宁静而不乏快乐的日子。父亲按部就班地去学校上课，回来就忙着喂鸡，还当了鸡的医生，为受伤的鸡爪抹了红汞再贴上橡皮膏，给斗败了架的公鸡没了羽毛的脖子上敷绷酸软膏，再裹上纱布。我家的鸡就显得与众不同，使我想起打了败仗的伤兵。
父亲最关心的是八只母鸡，用我和哥哥、姐姐、还有尚在吃奶的弟弟的名字为母鸡命名，四个名字不够八只母鸡分配，每个名字下边又分出一号和二号，比如属于我的母鸡就叫“斑斑一号”和“斑斑二号”父亲用粉笔在山墙上写了八只母鸡的名号，哪只鸡下了一个蛋，就在哪只鸡的名号下画上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父亲画了满墙的“正”字，又仰脸望着山墙查数，然后对母亲说：“‘正’字够用了。”母亲问：“你说啥？”父亲说：“我是说，孩子们的营养够用了。只是‘斑斑一号’和‘冉冉二号’表现不佳，斑斑和冉冉还要靠‘瑟瑟二号’和‘一号’提供营养。”母亲恍然大悟说：“那么，是不是杀了不在名册的大公鸡呢？”父亲说：“不，不，不可以的。你忘了吗？上次杀了一只公鸡，全体母鸡们一蹶不振，绝食三日，直到又有了这只大公鸡，才重新出现了盛唐景象呀！”母亲说：“是的，是的，世界历来是由公鸡主宰的。”
我常常怀念那一段与母鸡和营养有关的日子。如果没有一位身穿黑色罩衫的老人从南阳来访，我们和母鸡们的日子里还会日积月累着更多的“正”字。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因为小李姨要幼稚园的孩子排演一个就要在儿童节上演的“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我无论如何也不给狼外婆开门，这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小李姨让何杰骑车送我回家的。我一进门，就望见父亲与一位黑衣老人相对而坐，哥哥和姐姐都被挤到了一边。晚饭已经摆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大家却不动用筷子。黑衣老人的男低音正在破瓦房里轰鸣：“主啊，赐我精美饮食，赐我欢乐时光，赐我幸运聚会，仁慈遍及四方。主啊，请赐和平幸福，普照恩光！”父亲就跟他一起在胸前划着“十”字说：“阿门！”哥哥、姐姐却跟着瞎说：“亚门！”
母亲在厨房里没有听见黑衣老人的祈祷，她把邻人从墙豁口上支援过来的一盘猪头肉端上饭桌时，不知道这是天主赐给的“精美食物”一连声地对天主表示不敬“哎呀，这能吃不能吃呀，卫生不卫生呀！王牧师，实在抱歉，这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实在委屈你了！”王牧师开始为天主辩护：“哪儿的话呀，你瞧，多么丰盛的晚宴！”他用筷子点着破桌上的盘盏，赞美并开始享用“精美食物”它们多半来自母鸡的奉献，比如：煎鸡蛋、卤鸡蛋、鸡蛋羹、蛋花汤，最后端上来的是蛋炒小米饭。
王牧师刚刚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寻找。是父亲的母校燕京大学通过教会渠道找到了这位在南阳传教的牧师，又通过这位牧师在流亡南阳的学校中找到了父亲。他带来了燕京大学聘任父亲回国文系执教的聘书和一封词意恳切的邀请信。
王牧师离去后，父亲就望着母校的邀请信发呆“北平沦陷了，我怎能钻到鬼子刺刀底下卖斯文呢！”母亲说：“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嘛，鬼子与美国没有宣战，刺刀插不进‘燕园’。”父亲不语。母亲又说：“我看还是要去，那里摆得下书桌，还有一个陪着你吃了不少烧饼的图书馆哩！”父亲说：“你和孩子们怎办？”母亲说：“艰苦抗战就是了！”
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父亲才作出了去燕大任教的决定。那时，姥爷已经从省城逃到了郾城。父亲把我们送到了姥爷身边的郾城，接着就打扮成教会的神职人员，穿过一大片沦陷区，钻进了北平的“燕园”临行前，王牧师又用我听不明白的语言为父亲祈祷：“主啊，在征战喧声里，你睡主怀中，护你平安，醒来定能蒙福无边，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见荣华金岸。阿门！”
3。蒙受羞辱的日子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是一个使我蒙受羞辱的日子。
我怀疑这一切与上帝有关。当我家迁徙到郾城、落脚在东后街一个没有树阴的大杂院里以后，总是不能按时收到父亲的薪水。母亲说，父亲的薪水要通过基督教会，穿越一大片沦陷区，才能从北平辗转传递过来。我十分敏锐地察觉，这件事是由上帝管着的。上帝没有忘记母亲对他所赐“精美饮食”的不敬，就在传递薪水上制造障碍，让我们的饮食乃至于穿衣都离开了“精美”母亲却又把一切困苦瞒着姥爷。因此，我刚刚踏进城关模范小学的校门，就成了唯一没有穿上草绿色童子军制服的孩子。
偏偏又碰上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集会检阅。穿戴整齐的全校同学按班级排好了绿色方阵，我却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衣黑裤闯进去，在一片碧绿的芳草地上增添了一滴刺眼的墨渍。训导主任刘大个儿一眼盯住了这滴墨渍，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了队列。我的耳朵被他最大限度地拉长了，使我想起了一只黑色的安格拉兔被拉长耳朵拖出绿色丛林的样子，就用手护着耳根大叫：
“放开，你不能揪我的耳朵！”
刘大个儿大为惊讶“你的耳朵为啥揪不得？”
“我的耳朵没有错！”
他惊骇地打量着我，放开了我的耳朵，却向我的腿弯上踹了一脚“那么，你给我跪下！”我双膝着地后又即刻像弹簧一样反弹起来，大叫：“你不能踢我的腿？”
“为啥？”
“我的腿也没有错！”
刘大个儿用手指支起我的下巴“你说，你错在哪里？”
“我不该穿黑衣裳。”
“好，你把你这身‘黑皮’扒下来！”
我不能拒绝这个处罚，因为它来自我主动提供的一个确凿无疑的理由，只好顺从地把上衣扒下来，撂在地上。
他又指着我的汗衫儿“脱呀！”
我又勇敢地脱了汗衫儿，把我的上身一览无余地裸露给几百双灼热发烫的眼睛。要有两大块值得炫耀的胸大肌就好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只有一张薄得透亮的皮囊，包着两排洗衣搓板样的“鸡肋”
“脱呀！”他又指着我的裤子发出微笑。
那是我第一条打了补丁的黑色长裤，虽然与草绿色的童子军“灯笼裤”相去甚远，屁股和膝盖上的补丁却具有惹人注目的观赏性，那是母亲在一块与黑色相映成趣的米黄色破呢子上，用同一个圆规画出来的四个直径相等的圆。我十分珍惜这四个杰出的圆，依依不舍地脱了长裤，又小心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我的脚背上。
只剩下一个皱皱巴巴的裤头了，但我听到了骇胆裂魂的第三个“脱呀！”
不满六周岁的我，已经预见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自从我不穿开裆裤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深刻地意识到被封闭起来的地方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快给我脱！”
脊背上被击了一掌，我就打了个前栽。当我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决心，噌地扯断了裤腰上的松紧带，裤头就“吐噜”一下滑落在脚背上。
我如同一条闪光发亮的白条鱼儿，神奇而无畏地直竖在操场上了。队列里的小女生都偏着脸，用手掌捂着各自的嘴，捂不住的笑声却如同水面上“哽儿哽儿”爆裂的气泡儿。那一定是最可怕的瘟疫“虎列拉”吐出来的气泡儿，在整个操场上迅速传染、蔓延，汇聚成翻江倒海的哄笑。笑声如黑色的浪花伸缩着无数条舌头，在我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乱舐乱跳。
我认定，那是我今生乃至于来世都不可以须臾忘记的奇耻大辱。
刘大个儿把我扒下来的衣裳组合成人形，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一棵浑身是刺儿的老槐树上。我看见一个只有空壳、没有脑袋的我，高吊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站好！”刘大个儿用中指第二个关节叩打我的脑壳如扣打一个沉闷的葫芦“啥时候你的家长把制服送来，啥时候叫你回去！”接着向绿方块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草绿色的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从我面前通过，我赤条条地立正，如一截剥了树皮的树桩。后来我曾多次怀着羞耻之心回忆当时的场景，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将军正在检阅他的士兵。士兵们齐刷刷地扭着脖子向将军行注目礼的时候，将军却叠放着两个手掌，捂在他不愿示众的地方忸怩作态。我还如此深刻地记住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阳光，它以不合时令的燥热炙烤在我未曾见过世面的小肚皮上。一只小苍蝇没有响声地飞过来，恰到好处地落在我的鼻尖上，潇洒地翘起一条长腿，侍弄它美丽的翅膀。漫长的队列在有节奏的哨音中走上了大街，我才倏地从脚脖上提起裤头，开始了向东后街大杂院的逃亡。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母亲会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地发怒。她向我喝叫了一声：“不许哭！”她自己却替我流下了眼泪。母亲的腹部正因为有了我的第二个弟弟而隆起，连喘气都有些吃力。她给我穿上一套没有补丁的服装以后，就像一只气咻咻的母鹅领着她的鹅仔，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学校。操场就在学校旁边，那是一块空荡荡没有围墙的开阔地。母亲靠在检阅台的下边望着那株刺儿槐，只剩下一张空壳的我正如一面黑色的旗帜挂在刺儿槐的牙齿上猎猎作响。母亲的泪水又忽地涌出了眼眶。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又一个弟弟在母腹中的躁动。母亲脸色煞白，身上发作了骇人的战栗。
高我一等的绿色恰在这时完成了盛大的检阅，排着三行纵队回到了操场。母亲要我指认了那位梳着分头而且抹了头油的训导主任，问道：
“请问，是你揪着这个孩子的耳朵叫他下跪的吗？”
刘大个儿有力地点一下头“不错！”
“你还很有技巧地踢了孩子的腿，用你穿着硬头皮鞋的脚？”
“不错！”
“你还才华横溢地让他扒光了衣裳罚站？”
“不错！可是我要问，你想干什么？”
“三天以前，我给你们训导处写过一封信，说明他暂时没有穿上童子军制服的原因。你本来可以通知家长，不让他参加检阅，甚至可以让他退学，而绝对不可以如此野蛮而又如此能干地体罚、戏弄、羞辱一个孩子！”
刘大个儿脸上有几颗豆粒样的麻子涨红了。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
“我只不过要告诉你，即使是一个最贫穷、最微不足道的孩子，也享有与生俱来的人身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的权力。”
刘大个儿像是望见一个奇迹似地望着我的母亲，怪笑说：“哈哈，领教了！请问，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还要告诉你”母亲平静地说“我看到了一个戕害儿童的败类！”
“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母亲”
母亲发作了临产的阵痛，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从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滚下来。母亲紧紧抓住我，捏疼了我的手，却不能移动脚步。多亏小姨领着一辆黄包车急急跑来，把母亲扶上车，就催车夫快跑，埋怨说：“你要把孩子生到操场上算咋着！”
刘大个儿在身后喊叫：“不就是一个难民嘛，有脾气找小日本儿发去！”
我和小姨跟在黄包车后边拚命奔跑。我知道，一位助产士一大早就挎着一个白色的箱子来到了我家，还有姥爷从乡下找来的一位保姆。她俩正为了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产妇而魂飞胆丧。刚到家，我就听到了第二个弟弟一肚子委屈的啼哭。
当晚还有一个“国庆提灯会”小姨为了让我拥有参加“提灯游行”的权力，给我套上了一身属于老舅的童子军制服。老舅是母亲最小的同父异母弟，与我同岁。我却认定老舅的制服不是我的制服，宁死不屈地不愿再到学校里去。母亲躺在产床上发脾气说：“你为什么不去？你是不是害怕那个训导主任？”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他揪耳朵，只是怕他叫我脱裤子。母亲不由我分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进行民主意识的启蒙：“你绝对不要怕他，你从小就必须学会，不要向任何强权表现丝毫的怯懦，懂吗？你要从他面前走过去，连眼珠也不要向他转一下，懂吗？”助产士用镊子夹着一块血淋淋的纱布，笑着对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乱动，懂吗？”母亲说：“哦，对不起！”又偏过脸教导我说：“你要昂着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懂吗？”我揩着眼泪、鼻涕，鸡叨米似地连连点头。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话里藏着鲁迅先生的格言。我上了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又送给我一本血红色封面的书，是鲁迅先生的呐喊。
但是，在我重新鼓起勇气、“昂着头，走自己的路”的那个晚上，出了家门才忽然发现，我所缺少的已经不是童子军制服而是一盏灯笼。全家人都在围着像小耗子一样浑身红丢丢的小弟团团打转，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在“提灯会”上能够“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盏灯笼。十四岁的小姨发现了这个失误，而且产生了奇妙的灵感，在一个纸字篓上用稀饭糊了白纸，在篓底的竹篾上缠了一截尖头向上的铁丝，插上了蜡烛，只有几分钟的功夫，我就拥有了一盏硕大无朋的白灯笼。
不幸，在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西瓜灯”、“蟠桃灯”、“白兔灯”、“鲤鱼灯”、“蛤蟆灯”、“宝塔灯”的行列里，我的“字纸篓”又成了全体同学的笑柄。我没有勇气眼珠不转一下地提着这样的灯笼在训导主任的鼻子底下走自己的路，不管他叫不叫我脱裤子。幸而领队的不是刘大个儿，是一位性情温柔的女级任老师。她夸说我这个灯笼个儿最大，而且“又白又胖”我才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地昂起脑袋，当了“提灯游行”的尾巴。
跟在所有灯笼的后边，我的“字纸篓”泪盈盈地发出惨白的光亮。在我们经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字纸篓”都倍受世人瞩目，怪异的笑声如雷贯耳。到了十字街口“字纸篓”被一盏骄傲的“鲤鱼灯”的尾巴扫了一下，蜡烛一歪，轰地燃着了纸篓。我就在一片哄笑声中撂下了一团火焰，像是挨了铳枪的兔子逃之夭夭。
我在一天的时间里蒙受了我来到世上以后的第一和第二个奇耻大辱。
我认定自己明天去上学时，再也没有勇气“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黑沉沉的夜，狗在吠叫。属于我的世界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