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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香港行政官厅进行了团体登记，正式成立“香港索赔协会”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登记的军票面额合计为五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元。这仅仅是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总额的沧海一粟。
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府财产到沦陷区每一个普通居民的家庭财产，从地上看得见的铁路、粮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见的煤、铁、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献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头盖骨，从被看作“活的财富”的强制劳工到被当作“性奴隶”的慰安妇，日本占领军全面染指、疯狂掠夺。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设立专门的指挥部门，组织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动用十辆卡车，对南京地区的图书和文物进行了三个多月有计划、大规模的掠夺。日军抢夺了从故宫南迁到上海的尚未转移的三千多箱珍贵文物，掠夺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和标本一千零五十二箱，还从金陵女子大学抢走古籍和珍贵文献等一千七百余册。
日军还大肆掠夺南京民间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南京大石坝街五十号著名中医兼词学家石云轩家，被劫珍贵书籍四大箱，古玩字画两千多件。全国闻名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楼，也几乎被洗劫一空。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陆续归还了纳粹在欧洲各国抢夺的各种珍贵艺术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绝归还许多在中国抢夺的艺术品和文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被日军征掳的劳工总数超过一千万人，仅在东北被虐待致死者就达两百多万人。日本历史学家上叶在圣战墓碑中指出，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条英机内阁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随着战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据关于劫掠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两千八百二十三人。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冈事件”诉讼终于落下了帏幕。这起索赔案，是中国及亚洲受害国在战后对日本的诉讼第一案。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做苦工。由于日本当局的残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批劳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两天时间就有一人被夺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临死亡的数百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遭到了当地宪兵、警察、乡军人会等两万多名刽子手的血腥围捕和镇压。被抓回来的劳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许多人当场死去。暴动之后两个月，日本战败投降，但秋田县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战前法律判处参加暴动的劳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内山完造在花冈惨案一书的前言忏悔的铁证中写道：“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说它是残暴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战争时期，这样的事人世间就该有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
一八九五年，满清政府被迫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以来，台湾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建立警察政治，配合保甲制度的实施，达到了所谓“治安平定”的目的。日军还以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对原住民进行征伐，并实行残酷的屠杀。日本占领当局将原住民居住区以流电铁丝网封闭为特殊的禁区，将原住民当作囚笼中的动物。日本学者盐见俊二在日据时代台湾之警察与经济一书中指出，由理蕃警察主宰一切的原住民居住区堪称“中世纪的独裁王国”
日本在台湾大力推进大米和砂糖的生产以及各种现代工业，但其目的都是服务于日本军部的军事战略。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台湾的十一家新式制糖公司中，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九十四，隶属于三井、三菱、藤山、松方四家财阀的子公司所有。一九三一年，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额为百分之八十六。台湾成为日本独占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日本当局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皇民化运动、皇民文学及志愿兵运动，在台湾人民心灵
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
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这种掠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持续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国所作的第一笔具有战费赔偿性质的赔款，是一八七四年的琉球事件赔款。当时，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误杀事件，出兵三千侵犯宝岛台湾。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满清总理衙门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签订北京专约，以“抚恤”之名赔偿日本银两五十万两，折合银元六十五万元。
然而，所谓“抚恤”只是满清王朝自欺欺人、保存颜面的小把戏而已。连李鸿章也悲哀地叹息说，这不过是“以抚恤代兵费”而已。虽然这次赔款的数额不太大，却开了日本对华索赔的先例。
中国对日本的第二次战争赔款是甲午战后赔款。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限七年内分八次还清，其中第一次五千万两不计利息，其余一亿五千万两按每两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为了压迫满清在规定年限内交清赔款，还派驻军队驻扎在威海卫，并由中国每年供其军费白银五十万两。为尽快还清对日赔偿，满清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后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举三笔巨额外债，并为此而支付更高利息。
这样，中国在甲午战后对日赔偿有：军费两亿两，威海卫驻军费一百五十万两，中国为此多支付利息两亿八千零一十七万两，加上赎买辽东半岛费用三千万两，总计白银五亿一千一百六十七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日军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占领北京期间掠夺户部银库中的白银，为掩盖罪行还放火焚烧了户部。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中国的赔偿总额中获得赔款额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利息四千一百一十五万两，本利合计七千五百九十四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一直支付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中日之间所有条约、协定、合同等一律废止。
以上三笔对日赔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极其沉重的负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同时，这笔巨款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经济腾飞的重要资源，是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武装到牙齿的基本财源。
与日本的贪得无厌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则过于宽宏大量。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法国大使诺齐亚在曾经预言说：“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但战争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几年之后，诺齐亚大使的预言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是一次“惨胜”仅以中国军队的伤亡而论，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后进行大会战二十二次，小战斗近五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三百二十万之多，空军消耗飞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中国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两千万以上。
战后，中国人看着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对日本实行改造；中国人看着苏联拆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工厂，将数十万关东军迁移到西伯利亚充当苦役；中国人还看到了亚洲许多受害国家先后以多种形式获得了战争赔偿。
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此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后由七十年代的中华人民会给政府，缔结对日和约，放弃了数千亿的战争赔款。其实，这笔天经地义的赔款可以给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注入活力和生机，可以让中国在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中获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现代翻版。受惠者对恩人的怨恨和敌视，是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五百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也指出：“从明治维新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让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偿，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必须承认。”
友好，不是单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双方的互动和交流。曾经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的日本，曾经获得中国政府宽宥并免除赔偿责任的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呢？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与对自身现实地位的评估紧密相连。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盘一书中告诫说：“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扮演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
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宜有心在亚洲区域争雄。”但是，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社会道德、个人价值等特征来看，恐怕日本很难接受这样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暴行与血泪，都是我们历史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抗战期间没有爆炸的日军炮弹。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遗留下了二百多万发炸弹。战后六十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名中国人因为在无意中触动这些战争遗留武器而伤亡。
一位诗人为这些炸弹、也为那段历史写下了一首名叫哑弹的诗歌：
“谁能辨认哑弹的归属呢？
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
哑弹无言，怎么诉说正义和邪恶？
哑弹被拆卸或引爆，
每一次哑弹的发现都是一次提醒：
哪怕死了的哑弹，
也要提防复活。
还有更多的哑弹，
仍埋在地下，仍没有被人们发现。”
让我们记住日军的暴行，让我们也记住同胞的血泪。
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哑弹的世界上，每个哑弹都让我们无法回避、无法躲闪。
每一次土地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惨痛记忆；每一次心灵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深沉思索。
民在香港行政官厅进行了团体登记，正式成立“香港索赔协会”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登记的军票面额合计为五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元。这仅仅是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总额的沧海一粟。
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府财产到沦陷区每一个普通居民的家庭财产，从地上看得见的铁路、粮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见的煤、铁、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献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头盖骨，从被看作“活的财富”的强制劳工到被当作“性奴隶”的慰安妇，日本占领军全面染指、疯狂掠夺。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设立专门的指挥部门，组织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动用十辆卡车，对南京地区的图书和文物进行了三个多月有计划、大规模的掠夺。日军抢夺了从故宫南迁到上海的尚未转移的三千多箱珍贵文物，掠夺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和标本一千零五十二箱，还从金陵女子大学抢走古籍和珍贵文献等一千七百余册。
日军还大肆掠夺南京民间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南京大石坝街五十号著名中医兼词学家石云轩家，被劫珍贵书籍四大箱，古玩字画两千多件。全国闻名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楼，也几乎被洗劫一空。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陆续归还了纳粹在欧洲各国抢夺的各种珍贵艺术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绝归还许多在中国抢夺的艺术品和文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被日军征掳的劳工总数超过一千万人，仅在东北被虐待致死者就达两百多万人。日本历史学家上叶在圣战墓碑中指出，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条英机内阁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随着战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据关于劫掠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两千八百二十三人。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冈事件”诉讼终于落下了帏幕。这起索赔案，是中国及亚洲受害国在战后对日本的诉讼第一案。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做苦工。由于日本当局的残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批劳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两天时间就有一人被夺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临死亡的数百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遭到了当地宪兵、警察、乡军人会等两万多名刽子手的血腥围捕和镇压。被抓回来的劳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许多人当场死去。暴动之后两个月，日本战败投降，但秋田县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战前法律判处参加暴动的劳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内山完造在花冈惨案一书的前言忏悔的铁证中写道：“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说它是残暴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战争时期，这样的事人世间就该有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
一八九五年，满清政府被迫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以来，台湾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建立警察政治，配合保甲制度的实施，达到了所谓“治安平定”的目的。日军还以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对原住民进行征伐，并实行残酷的屠杀。日本占领当局将原住民居住区以流电铁丝网封闭为特殊的禁区，将原住民当作囚笼中的动物。日本学者盐见俊二在日据时代台湾之警察与经济一书中指出，由理蕃警察主宰一切的原住民居住区堪称“中世纪的独裁王国”
日本在台湾大力推进大米和砂糖的生产以及各种现代工业，但其目的都是服务于日本军部的军事战略。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台湾的十一家新式制糖公司中，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九十四，隶属于三井、三菱、藤山、松方四家财阀的子公司所有。一九三一年，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额为百分之八十六。台湾成为日本独占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日本当局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皇民化运动、皇民文学及志愿兵运动，在台湾人民心灵
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
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这种掠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持续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国所作的第一笔具有战费赔偿性质的赔款，是一八七四年的琉球事件赔款。当时，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误杀事件，出兵三千侵犯宝岛台湾。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满清总理衙门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签订北京专约，以“抚恤”之名赔偿日本银两五十万两，折合银元六十五万元。
然而，所谓“抚恤”只是满清王朝自欺欺人、保存颜面的小把戏而已。连李鸿章也悲哀地叹息说，这不过是“以抚恤代兵费”而已。虽然这次赔款的数额不太大，却开了日本对华索赔的先例。
中国对日本的第二次战争赔款是甲午战后赔款。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限七年内分八次还清，其中第一次五千万两不计利息，其余一亿五千万两按每两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为了压迫满清在规定年限内交清赔款，还派驻军队驻扎在威海卫，并由中国每年供其军费白银五十万两。为尽快还清对日赔偿，满清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后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举三笔巨额外债，并为此而支付更高利息。
这样，中国在甲午战后对日赔偿有：军费两亿两，威海卫驻军费一百五十万两，中国为此多支付利息两亿八千零一十七万两，加上赎买辽东半岛费用三千万两，总计白银五亿一千一百六十七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日军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占领北京期间掠夺户部银库中的白银，为掩盖罪行还放火焚烧了户部。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中国的赔偿总额中获得赔款额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利息四千一百一十五万两，本利合计七千五百九十四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一直支付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中日之间所有条约、协定、合同等一律废止。
以上三笔对日赔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极其沉重的负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同时，这笔巨款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经济腾飞的重要资源，是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武装到牙齿的基本财源。
与日本的贪得无厌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则过于宽宏大量。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法国大使诺齐亚在曾经预言说：“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但战争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几年之后，诺齐亚大使的预言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是一次“惨胜”仅以中国军队的伤亡而论，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后进行大会战二十二次，小战斗近五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三百二十万之多，空军消耗飞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中国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两千万以上。
战后，中国人看着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对日本实行改造；中国人看着苏联拆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工厂，将数十万关东军迁移到西伯利亚充当苦役；中国人还看到了亚洲许多受害国家先后以多种形式获得了战争赔偿。
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此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后由七十年代的中华人民会给政府，缔结对日和约，放弃了数千亿的战争赔款。其实，这笔天经地义的赔款可以给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注入活力和生机，可以让中国在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中获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现代翻版。受惠者对恩人的怨恨和敌视，是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五百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也指出：“从明治维新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让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偿，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必须承认。”
友好，不是单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双方的互动和交流。曾经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的日本，曾经获得中国政府宽宥并免除赔偿责任的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呢？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与对自身现实地位的评估紧密相连。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盘一书中告诫说：“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扮演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
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宜有心在亚洲区域争雄。”但是，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社会道德、个人价值等特征来看，恐怕日本很难接受这样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暴行与血泪，都是我们历史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抗战期间没有爆炸的日军炮弹。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遗留下了二百多万发炸弹。战后六十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名中国人因为在无意中触动这些战争遗留武器而伤亡。
一位诗人为这些炸弹、也为那段历史写下了一首名叫哑弹的诗歌：
“谁能辨认哑弹的归属呢？
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
哑弹无言，怎么诉说正义和邪恶？
哑弹被拆卸或引爆，
每一次哑弹的发现都是一次提醒：
哪怕死了的哑弹，
也要提防复活。
还有更多的哑弹，
仍埋在地下，仍没有被人们发现。”
让我们记住日军的暴行，让我们也记住同胞的血泪。
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哑弹的世界上，每个哑弹都让我们无法回避、无法躲闪。
每一次土地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惨痛记忆；每一次心灵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深沉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