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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对于这番景象，我想，唐太宗和他的战马都不会生气。
几声苍老而欢乐的嘶鸣从远处的唐昭陵传来，五陵年少胯下的银鞍白马竖起了耳朵。一听，跑得更快了。
二
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它的可爱之处。
好的学者也有一些，例如编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对我产生过很深影响的史通作者刘知几。孔颖达这个河北衡水人是儒学发展史上无法省略的人物，他不仅把儒学的各种礼法规范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鉴了道家和佛学的一些学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来这很容易构成一种思想统治，但唐代毕竟是唐代，再大的学问、再高的支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精神自由。你看，除了孔颖达这样的一代大儒，还有刘知几这样的“自由派”人物。刘知几提出了以“疑古”、“惑经”为主轴的变易论，体现了唐代那种处处追求万象更新、反对盲从古代经典的思想风尚。
儒耶？道耶？佛耶？在唐代尽可自己选择。除了少数帝王一度比较偏激外，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社会的信仰都很有气量，往往实行“儒、道、佛并举”的方针。
我特别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愿意悉心倾听，甚至还谦虚请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并不怎么相信佛教，后来因为多次向玄奘请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多次拽着玄奘的衣襟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这种学生般的态度，出之于一代雄主，并不容易。
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书法家褚遂良曾书写过这篇序言，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弘福寺的怀仁和尚集晋代王羲之行书所组合镌刻的那个碑帖，应该称之为集王圣教序吧，我小的时候学书法，就练过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长安也给新传入的西域宗教腾出了空间。
例如，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会（nestorianchurch），传入中国后被称做景教，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造了一个教堂。
其实，早在公元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脱利已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早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唐代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国”因此长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对这个流亡教派所下发的诏书，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种集体心理，与当时欧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气度。他说：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的宗旨，像常识一般自然说出，证明了心目中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精神偶像”的漠视。正是这种漠视，带来了对于多元精神财富的重视。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称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纪因阿拉伯军队的占领而绝迹，但在长安却很兴盛。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宁坊。
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为国教，曾经迫害过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杀害。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后又从中亚传入唐朝。武则天曾经挽留摩尼教徒在宫中讲经。唐代宗于公元七六八年发布赦令，允许摩尼教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纪中叶，因战争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七世纪初，在几十年后就传入了中国。后来阿拉伯人在长安数量很大，他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兰教在长安的地位也很高。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摩尼教的，伊斯兰教本是驱逐祆教的，但在长安，它们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顿在一起了。而且，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长安都待之若上宾。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它们来自何处，也不管它们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这样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在我看来，唐代的长安应该名列第一。在现代，巴黎和纽约还差强人意，只是，纽约太缺少诗意。
三
每次去西安，我总是先到城北的大明宫遗址徘徊良久，然后到城东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说“梦回大唐”、“梦回长安”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梦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一种浓重的气氛，而这种气氛会让陌生人一时晕眩。很多人一定会说，唐代是我们的，长安也是我们的，岂有让我们晕眩之理？其实，唐代已经过去太久，我们对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按照李白的诗句选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况也一定尴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点燃起一种民族主义滥情，开口闭口都是“拒绝过外国的节日”、“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和唐装”等。这样一群人一旦进入唐代长安的街道，势必惊恐万状、目瞪口呆。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见到他们对每一种外来文化都严加防范的神经质表情，也会十分错愕。上前细加询问，他们的申述虽然听起来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却谁也听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一半人也许能够清醒过来，开始向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虚心求教。而余下的一半，则大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胡姬酒肆”里最放荡的痞子，毁了。
即便是清醒过来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银鞍白马”像长安人那样轻松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为人世间什么都可以仿效，却很难仿效由衷的欢乐。
我很同情今天的这些“五陵年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灌输了一种“乱世哲学”处处划界，天天警惕，时时敏感。他们把权谋当做了智慧，把自闭当做了文化，把本土当做了天下。而且，以为这样才能实现“尊严”这种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转眼就装扮成了龇牙咧嘴的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有时也能感染一些人，形成一个起哄式的“互慰结构”结果，心理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重，只能由自闭而走向自萎。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们明白：曾经让中华民族取得最高尊严的唐代全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全是衰世，并无多少尊严可言。
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至少可以现身说法，谈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吞咽的全是“乱世哲学”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夜雨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全部青春。我们被告知，古代社会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们正在享受着一尘不染的幸福。偶尔忍不住幻想一下古代，却还不敢幻想国外。正是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们在大醒之后很难再陷入封闭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我的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不如我开放。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们不拥有那种从灾难中带来的财富。
于是我越来越有信心了，年长者确实未必比年幼者落伍，就像唐代不会比明清落伍。
那就让我带着年轻人，而不是追着年轻人，去逛一逛幻想中的唐代吧。由我引路，由我讲解，讲解这门永恒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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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对于这番景象，我想，唐太宗和他的战马都不会生气。
几声苍老而欢乐的嘶鸣从远处的唐昭陵传来，五陵年少胯下的银鞍白马竖起了耳朵。一听，跑得更快了。
二
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它的可爱之处。
好的学者也有一些，例如编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对我产生过很深影响的史通作者刘知几。孔颖达这个河北衡水人是儒学发展史上无法省略的人物，他不仅把儒学的各种礼法规范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鉴了道家和佛学的一些学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来这很容易构成一种思想统治，但唐代毕竟是唐代，再大的学问、再高的支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精神自由。你看，除了孔颖达这样的一代大儒，还有刘知几这样的“自由派”人物。刘知几提出了以“疑古”、“惑经”为主轴的变易论，体现了唐代那种处处追求万象更新、反对盲从古代经典的思想风尚。
儒耶？道耶？佛耶？在唐代尽可自己选择。除了少数帝王一度比较偏激外，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社会的信仰都很有气量，往往实行“儒、道、佛并举”的方针。
我特别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愿意悉心倾听，甚至还谦虚请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并不怎么相信佛教，后来因为多次向玄奘请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多次拽着玄奘的衣襟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这种学生般的态度，出之于一代雄主，并不容易。
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书法家褚遂良曾书写过这篇序言，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弘福寺的怀仁和尚集晋代王羲之行书所组合镌刻的那个碑帖，应该称之为集王圣教序吧，我小的时候学书法，就练过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长安也给新传入的西域宗教腾出了空间。
例如，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会（nestorianchurch），传入中国后被称做景教，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造了一个教堂。
其实，早在公元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脱利已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早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唐代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国”因此长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对这个流亡教派所下发的诏书，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种集体心理，与当时欧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气度。他说：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的宗旨，像常识一般自然说出，证明了心目中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精神偶像”的漠视。正是这种漠视，带来了对于多元精神财富的重视。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称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纪因阿拉伯军队的占领而绝迹，但在长安却很兴盛。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宁坊。
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为国教，曾经迫害过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杀害。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后又从中亚传入唐朝。武则天曾经挽留摩尼教徒在宫中讲经。唐代宗于公元七六八年发布赦令，允许摩尼教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纪中叶，因战争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七世纪初，在几十年后就传入了中国。后来阿拉伯人在长安数量很大，他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兰教在长安的地位也很高。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摩尼教的，伊斯兰教本是驱逐祆教的，但在长安，它们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顿在一起了。而且，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长安都待之若上宾。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它们来自何处，也不管它们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这样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在我看来，唐代的长安应该名列第一。在现代，巴黎和纽约还差强人意，只是，纽约太缺少诗意。
三
每次去西安，我总是先到城北的大明宫遗址徘徊良久，然后到城东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说“梦回大唐”、“梦回长安”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梦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一种浓重的气氛，而这种气氛会让陌生人一时晕眩。很多人一定会说，唐代是我们的，长安也是我们的，岂有让我们晕眩之理？其实，唐代已经过去太久，我们对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按照李白的诗句选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况也一定尴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点燃起一种民族主义滥情，开口闭口都是“拒绝过外国的节日”、“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和唐装”等。这样一群人一旦进入唐代长安的街道，势必惊恐万状、目瞪口呆。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见到他们对每一种外来文化都严加防范的神经质表情，也会十分错愕。上前细加询问，他们的申述虽然听起来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却谁也听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一半人也许能够清醒过来，开始向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虚心求教。而余下的一半，则大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胡姬酒肆”里最放荡的痞子，毁了。
即便是清醒过来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银鞍白马”像长安人那样轻松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为人世间什么都可以仿效，却很难仿效由衷的欢乐。
我很同情今天的这些“五陵年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灌输了一种“乱世哲学”处处划界，天天警惕，时时敏感。他们把权谋当做了智慧，把自闭当做了文化，把本土当做了天下。而且，以为这样才能实现“尊严”这种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转眼就装扮成了龇牙咧嘴的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有时也能感染一些人，形成一个起哄式的“互慰结构”结果，心理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重，只能由自闭而走向自萎。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们明白：曾经让中华民族取得最高尊严的唐代全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全是衰世，并无多少尊严可言。
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至少可以现身说法，谈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吞咽的全是“乱世哲学”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夜雨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全部青春。我们被告知，古代社会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们正在享受着一尘不染的幸福。偶尔忍不住幻想一下古代，却还不敢幻想国外。正是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们在大醒之后很难再陷入封闭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我的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不如我开放。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们不拥有那种从灾难中带来的财富。
于是我越来越有信心了，年长者确实未必比年幼者落伍，就像唐代不会比明清落伍。
那就让我带着年轻人，而不是追着年轻人，去逛一逛幻想中的唐代吧。由我引路，由我讲解，讲解这门永恒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