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读小说网 www.wdxsw.com,借我一生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苞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纔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点能讲得稍稍具体一点,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苞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苞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纔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盘,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纔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象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懮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纔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苞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纔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点能讲得稍稍具体一点,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苞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苞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纔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盘,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纔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象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懮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纔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