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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