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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〇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七月八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八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七月十七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七月十九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一四〇)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八月十九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 -->>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〇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七月八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八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七月十七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七月十九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一四〇)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八月十九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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