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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象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象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