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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到死帝王头上的谥号（为了行文便利，我们用“尊号”包括“谥号”）。上古时候，这些尊号不过一个字两个字，如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不过被尊为“武王”随着阿谀技术的精益求精，到了纪元十五世纪之后，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临，他的尊号是“礼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宏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个字，全都是从字典上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词汇。有些人从没有当过帝王，也会在他们头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号，当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书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李耳。在史籍引叙原文的时候，这种尊号更显示出没有原则的一面，像谈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过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却一会称他是“大祖”一会称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们不知道所说何人，又置身何地。我们当然谅解并同情古史学家的可悲处境，但我们也不掩饰我们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从最简单的“王妃”到那拉兰儿“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个用全力摧毁自己所领导的清王朝女人，竟拥有这么漫长肉麻当有趣的尊号，使我们忍不住失笑。但我们最大的苦难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们所作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作一个地毯式地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问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地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最后，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几句话，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在那种史观上，很多丑恶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国人磅礴刚强、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丑化。如三保太监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
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种杂芜凌乱的感觉。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帮助。何况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纪元前较简单的社会还可以应付。可是史学家却被这种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断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根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惯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又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时，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采用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
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处理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内心。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和离奇的遭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荡，微不足道。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泪，尊严、时间、金钱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爱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友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友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流畅和那么有深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龄、知识、智慧和社会经验的增长，使她更坚定对我的帮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更坚定她对民族的爱、对人道的爱和对人权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出来，她是一位孝女。
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食物，末了还为我作保。她为了帮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打击，几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经过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现在，总算陆续地付梓，当丛书出齐之日，我觉得我对我的民族和对我的朋友；已尽了我最大的责任和献出我最大的感恩。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于台北
和加到死帝王头上的谥号（为了行文便利，我们用“尊号”包括“谥号”）。上古时候，这些尊号不过一个字两个字，如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不过被尊为“武王”随着阿谀技术的精益求精，到了纪元十五世纪之后，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临，他的尊号是“礼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宏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个字，全都是从字典上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词汇。有些人从没有当过帝王，也会在他们头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号，当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书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李耳。在史籍引叙原文的时候，这种尊号更显示出没有原则的一面，像谈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过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却一会称他是“大祖”一会称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们不知道所说何人，又置身何地。我们当然谅解并同情古史学家的可悲处境，但我们也不掩饰我们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从最简单的“王妃”到那拉兰儿“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个用全力摧毁自己所领导的清王朝女人，竟拥有这么漫长肉麻当有趣的尊号，使我们忍不住失笑。但我们最大的苦难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们所作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作一个地毯式地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问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地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最后，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几句话，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在那种史观上，很多丑恶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国人磅礴刚强、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丑化。如三保太监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
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种杂芜凌乱的感觉。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帮助。何况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纪元前较简单的社会还可以应付。可是史学家却被这种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断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根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惯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又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时，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采用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
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处理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内心。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和离奇的遭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荡，微不足道。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泪，尊严、时间、金钱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爱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友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友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流畅和那么有深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龄、知识、智慧和社会经验的增长，使她更坚定对我的帮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更坚定她对民族的爱、对人道的爱和对人权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出来，她是一位孝女。
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食物，末了还为我作保。她为了帮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打击，几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经过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现在，总算陆续地付梓，当丛书出齐之日，我觉得我对我的民族和对我的朋友；已尽了我最大的责任和献出我最大的感恩。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