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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 -->>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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