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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那时候,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她最近常说这种话。她并不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她有的先是记忆,后是遗忘的乐趣。她一向很宽容。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1929年后,她变糊涂了,用同样的词句,按同样的顺序,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给她什么就吃什么。总之,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
据说,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却对它缺乏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对于再有一些人,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我们以日日夜夜、日历的数百页纸张、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
我们已经看到,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他们是名门之后,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
日子来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他们给地板上蜡,擦拭窗玻璃,掸掉蜘蛛网,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变换房间的布置,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露出丝绒的琴键罩。人们进进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着;胡利亚让女佣帮忙,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来宾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借给他们做装饰。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七点十分,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谁也不会感到窘迫。七点十五分,屋里挤满了人。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欣羡不已,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总统派了副官前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部长要提前退席,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垫了好几个枕头,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她似乎没有听到。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连连使用镁光灯。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又开了几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从那晚开始,她便卧床不起。
外人离去后,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当晚饭。烟叶和咖啡的气味盖过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报和日报克尽厥职地撒了谎;赞扬英雄的女儿的奇迹般的记忆力,说她是"阿根廷百年历史的活档案"。胡利亚想让她也看看这些报导。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间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没有发烧;医生替她作了检查,宣布一切正常。几天后,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摈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许以为玉米棒子党又来了。
我想到塞罗阿尔托的阵亡的战士们,想到死于马蹄践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遗忘的人们;我想,一个多世纪之后,秘鲁那场马刀长矛的混战的最后的牺牲者是一位老夫人。
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那时候,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她最近常说这种话。她并不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她有的先是记忆,后是遗忘的乐趣。她一向很宽容。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1929年后,她变糊涂了,用同样的词句,按同样的顺序,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给她什么就吃什么。总之,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
据说,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却对它缺乏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对于再有一些人,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我们以日日夜夜、日历的数百页纸张、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
我们已经看到,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他们是名门之后,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
日子来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他们给地板上蜡,擦拭窗玻璃,掸掉蜘蛛网,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变换房间的布置,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露出丝绒的琴键罩。人们进进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着;胡利亚让女佣帮忙,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来宾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借给他们做装饰。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七点十分,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谁也不会感到窘迫。七点十五分,屋里挤满了人。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欣羡不已,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总统派了副官前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部长要提前退席,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垫了好几个枕头,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她似乎没有听到。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连连使用镁光灯。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又开了几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从那晚开始,她便卧床不起。
外人离去后,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当晚饭。烟叶和咖啡的气味盖过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报和日报克尽厥职地撒了谎;赞扬英雄的女儿的奇迹般的记忆力,说她是"阿根廷百年历史的活档案"。胡利亚想让她也看看这些报导。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间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没有发烧;医生替她作了检查,宣布一切正常。几天后,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摈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许以为玉米棒子党又来了。
我想到塞罗阿尔托的阵亡的战士们,想到死于马蹄践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遗忘的人们;我想,一个多世纪之后,秘鲁那场马刀长矛的混战的最后的牺牲者是一位老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