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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咕咕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在早晨将货物送往下一个目的地。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的频道已经调好，音乐一下子倾泻出来，洒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狂轰乱炸、令人震耳欲聋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事务性的日常议程恢复了。这些人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坐在窗边。他们的穿着像是风尘仆仆。老练审慎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天气的各种不测；腹部捂得厚厚的，用来混刚刚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也许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并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大概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粉红色的葡萄酒装在那种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端上来送给他们，当然，还有be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开始玩之前，他们藏在平底帽的四个脑袋像乌龟的脖子似的转动着，打量着陌生人。这些老人们，属于前旅游家一代。他们深深沉醉于普罗旺斯的声望中，不时地为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花费了五十万法郎，甚至还要多一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中央供热系统耗尽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愤愤不平，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年龄很暧昧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足有鹦鹉的栖木那样大的耳环，袒胸露背。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挖出来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她，她穿着醒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主顾们斟酒，一边亲见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应该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真是太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惟妙惟肖，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走廊那另一端树荫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在紧邻老市集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原始素朴味道的球场。每天，假如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津津有味地对游戏者的一举一动品头论足，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这是近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一边跑一边投球，这种规则在多姿多彩的今天，则改为投掷者必须静立，双脚紧紧合拢，或者凌空一脚。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游戏规则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懒散，还是因为旧的规则容易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生或易患关节炎？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游戏流传开来，在地方酒吧外的庭院里进行游戏的新法则也同时被习惯性地保存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背后操纵着酒吧呢？没有谁比野性四溢的樊妮更恰当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甜腻而善解人意的魔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输掉，他会在绝望之中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荣获一项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个程序，已经成为法国滚球游戏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打着手势说：“哗！又一个樊妮的吻。”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浪漫的观察方式，而是在解释失败者的得分情况。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套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其做工如此高超，质量如此精美，以至它们被信誓旦旦地保证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象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流离，魅力四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樊妮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她所-给出的鼓励奖之外，她是这个村子里的最贴心的人，是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是她的顾客的梦幻和哀伤的忠实听众。她给予她的顾客以心灵上的抚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这种抚慰和鼓励像酒精一样增长了他们的勇气。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获取最真实的现金。作为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这个村子慷慨地输给她大量的元气，这元气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飞来横财——这些她都似有所闻。她小心翼翼地编辑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以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个慎重睿智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永远不会暴露最近的那个泄露者的名字；所以她总是能够得到最近的、最可靠的消息。然而，谣言时常会流传起来——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无形的居民——他们在街上急促地奔跑，捕捉每一丝闲言碎语，好像一只狗在追逐着一个球。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外，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每天都要到咖啡馆里转一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长凳的同样的位置上，似乎是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当其他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是可以埋下伏兵的最好的位置。这个人叫法瑞苟勒，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放弃了他的教学生涯，致力于创作一本书（尽管他似乎是永远就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奇怪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加快脚步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维护法语的纯洁，异常憎恨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他认为这是众多现代悲剧中的一个。目前，在他无数个忧患意识中最受宠爱的那个——我将它叫做betenoire（极端愚蠢）——是好莱坞强大得令人无法抵御的有害影响。法瑞苟勒忧虑重重，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间谍活动的开端。然而，他却并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喜欢男主角leonardodicaprio（莱奥纳多-狄卡普瑞欧）的颧骨，而不是对电影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他会言简意赅地表达他的充满赞许的反思：“船沉了，灭顶之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痛快淋漓。”
在那些每天有条不紊地走进咖啡馆的人流中，有一个人驻扎的时间可以说仅次于法瑞苟勒，这就是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许多年来，他刻意打磨，日益精进，试图将自己修炼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农民。他大概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还在吸没加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并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当烟还剩四分之一，大约一英寸左右时，他老练地将烟头压向嘴角，粘在下嘴唇上，每当他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抖动。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pastaga（巴斯达嘎酒），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将他每天中午叫上来的炸牛排切碎。切牛排时，他握着刀的木柄，将刀横放在牛排上，用手在刀背上轻轻地拍打，以减轻那破旧不堪并已经发黑的刀刃的压力。由此，有谁会想到，他出生在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任命自己为调停人——一名穿梭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经年的夙怨时。这对兄弟长着极其相似的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脸庞，脸色灰暗，青筋暴露。他们拥有村子的溪谷里一块毗邻的土地，并且因为这块土地已经二十年不说-句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是从何时开始的，起因也许是认为遗产分配不公，也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嫌恶。瓦尔兄弟远远地坐在咖啡馆的两头，偶尔站起来将谴责或侮辱投向汤米，而汤米则报以时而威严的耸肩，时而严肃的点头，表示他仍旧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起身向另一个兄弟走去，不消说，会谈结束了，村子里的人对这三个聪明人一起跳的这场华尔兹舞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烈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主顾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调剂。这个姑娘的感情的热烈程度，可以依据她走进大门时所穿的衣服来判断。如果她目前的浪漫情感非常如意的话，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漫步，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样在她手里晃来晃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咯咯地傻笑，用涂满鲜艳口红的嘴唇吸饮皮瑞尔薄荷酒，时不时停下来，同樊妮悄悄耳语，等待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但是，如果她的感情哪怕是出现短暂的低沉，超短裙就会被粗布工作服所取代，咯咯的笑声变成了带着颤栗的叹息，樊姐也会绕到酒吧的后面，找来餐巾纸，为她擦去满脸的泪水。
坚决不为那颗多情的心所动的——当然，假如这颗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假如这颗心还没有为另一种埋葬致歉——是马里尤斯。为了他，我期望我能够在这个村子的等级制度中创造出一种官方通告一一企业家的豪华葬礼或者村民葬礼的组织者。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他的许多个嗜好痛中的相似性，而他一定会在同他的未来的委托人——尤其是杰克，旁边那张桌子边玩纸牌的老人中最老的那个——的周旋中学会更多的机敏精明。
“晦，我的老朋友，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不错。很好。”
“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话，他～定会感到愤慨，甚至去找一个地方自杀。然而用这样一种教训的口气，我却觉得对麦利尔斯很合适。我深信他会为了那个被他称作最后庆典的东西，而掩饰他那天生的质朴奔放的热情。也许他可能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个最后的比赛机会。参赛者——如果你这样叫他们——可以是村子里的任何一位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的哪一位的寿命最长，哪一位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将在葬礼后得到奖励，现金就放在墓碑上。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特别是还有那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就可以得到的额外红利。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并不平等，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在哪里呢？
不同辈份的人以不同的理由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去工作，而当她们不工作时，她们便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将孩子们赶到床上，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备晚餐。就在她忙忙碌碌时，她的丈夫，正泡在咖啡馆里，并准备呆到她将这一切都做完了的安全时刻。
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在同咖啡馆打交道时，遭遇了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樊妮，她们认为她是挑逗者，相对于她们的欣赏习惯来说，她过于挑逗。过于活泼；特别是对于大众的审美而言，她的rx房实在是——太大了。其次，假如能够允许她们这个非官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村口的小广场走马上任，她们一定可以非常高效地履行她们的职责。这个委员会一致推选出了她们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寡妇皮彭，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她们的雷达的扫描：邮局、面包铺、咖啡馆、停车场、市政府和教堂。很早以前，她们就已经抛开了修饰和伪装，不再需要掩饰自己了。她们肆无忌惮地捕风捉影，然后将那些道听途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闲言碎语在大腿上编织起来。她们就这样，对每个人的生活察言观色、品头论足。
在日常的生活轨迹中，有许多毫无价值的变化，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便会引发一连串的猜忌。一个年轻主妇比平时多买了些面包，那么她家里一定是来了客人。他们是谁？一名坚定的异教徒突然走进教堂去告解，那么他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究竟做了什么事？一位本地的房地产经纪人突然停止了他的黑社会生涯，改行当上了市长，并掌握全城的重要文案。他想得到谁的房子？还有——嗅，谢天谢他！——别忘了，还有这些旅游者。这些年轻女人竟然穿着内衣在街上走来走去！这简直就是光着身子！这是在圣博系特一勒佛洛伊德，一个有声望有体面的村子！假如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刺激她们的好奇心，这些老太婆便转而求助于咖啡馆里的男人们的酗酒，求助于朱赛特的恋爱故事——“她不会有好结果的，那蠢东西”——或者，那些已经老掉牙的、尚未一锤定音的谣言，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这也会让她们高兴一阵子。
如果你选择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闲言碎语满天飞的社会群体中生活，你就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这个特殊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实际上，它却是村子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许多年前，我曾经尝试过这样做，那最初几天的一切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要不是我们的邻居——一对老处女姊妹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并要求进行一番检查性的参观，我们也许就搬进了新居。她们四处巡视，打听每一件物品的价格。我们是多么幸运——她们强调——竟然还有一部电话，而整个村子里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儿部。第二天早晨，她们的兄弟也来了，将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积攒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之后留下几个生丁放在桌子上，作为电话费。
我们忍受了这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惟恐冒犯了这些人。我们已经选择了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村庄生活及早地教会我们，如果你在这里拥有了伙伴和便利，那么你就会失去个人隐私。窗外随时随地会出现一张注视你的脸，敲门声也会在任何时候响起，面对这些，你无处、也无法逃避。你可以将自己暂时地隐藏起来，但你注定跑不了。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他们知道这些，因为你的百叶窗开着，没有人会离开家而不将他的百叶窗关上。（当然，你也可以关上百叶窗呆在家里，骗他们说你不在，但是你未来的生活就注定无可挽回地沉浸在黑暗里。）你的行动受到监听，你的信件受到检查，你的习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品头论足。
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法国的专利。去赫布里底群岛抑或佛蒙特抑或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随便什么小村子住上一段时间，你肯定会找到新来者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并且你肯定以为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或者十年。很显然，一定会有许多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我却不能。我喜欢的是，在每一个方圆五十码的范围内，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都毋须对任何人作出解释。我期望能够在我的生活中多保留一点我的个人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村庄——即使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心目中的理想村落——也要遥隔一段距离来欣赏。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拜访的地方，但是，我却并不想生活在那里。
，嘀嘀咕咕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在早晨将货物送往下一个目的地。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的频道已经调好，音乐一下子倾泻出来，洒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狂轰乱炸、令人震耳欲聋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事务性的日常议程恢复了。这些人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坐在窗边。他们的穿着像是风尘仆仆。老练审慎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天气的各种不测；腹部捂得厚厚的，用来混刚刚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也许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并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大概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粉红色的葡萄酒装在那种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端上来送给他们，当然，还有be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开始玩之前，他们藏在平底帽的四个脑袋像乌龟的脖子似的转动着，打量着陌生人。这些老人们，属于前旅游家一代。他们深深沉醉于普罗旺斯的声望中，不时地为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花费了五十万法郎，甚至还要多一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中央供热系统耗尽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愤愤不平，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年龄很暧昧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足有鹦鹉的栖木那样大的耳环，袒胸露背。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挖出来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她，她穿着醒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主顾们斟酒，一边亲见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应该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真是太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惟妙惟肖，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走廊那另一端树荫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在紧邻老市集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原始素朴味道的球场。每天，假如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津津有味地对游戏者的一举一动品头论足，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这是近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一边跑一边投球，这种规则在多姿多彩的今天，则改为投掷者必须静立，双脚紧紧合拢，或者凌空一脚。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游戏规则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懒散，还是因为旧的规则容易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生或易患关节炎？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游戏流传开来，在地方酒吧外的庭院里进行游戏的新法则也同时被习惯性地保存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背后操纵着酒吧呢？没有谁比野性四溢的樊妮更恰当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甜腻而善解人意的魔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输掉，他会在绝望之中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荣获一项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个程序，已经成为法国滚球游戏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打着手势说：“哗！又一个樊妮的吻。”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浪漫的观察方式，而是在解释失败者的得分情况。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套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其做工如此高超，质量如此精美，以至它们被信誓旦旦地保证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象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流离，魅力四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樊妮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她所-给出的鼓励奖之外，她是这个村子里的最贴心的人，是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是她的顾客的梦幻和哀伤的忠实听众。她给予她的顾客以心灵上的抚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这种抚慰和鼓励像酒精一样增长了他们的勇气。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获取最真实的现金。作为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这个村子慷慨地输给她大量的元气，这元气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飞来横财——这些她都似有所闻。她小心翼翼地编辑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以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个慎重睿智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永远不会暴露最近的那个泄露者的名字；所以她总是能够得到最近的、最可靠的消息。然而，谣言时常会流传起来——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无形的居民——他们在街上急促地奔跑，捕捉每一丝闲言碎语，好像一只狗在追逐着一个球。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外，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每天都要到咖啡馆里转一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长凳的同样的位置上，似乎是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当其他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是可以埋下伏兵的最好的位置。这个人叫法瑞苟勒，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放弃了他的教学生涯，致力于创作一本书（尽管他似乎是永远就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奇怪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加快脚步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维护法语的纯洁，异常憎恨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他认为这是众多现代悲剧中的一个。目前，在他无数个忧患意识中最受宠爱的那个——我将它叫做betenoire（极端愚蠢）——是好莱坞强大得令人无法抵御的有害影响。法瑞苟勒忧虑重重，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间谍活动的开端。然而，他却并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喜欢男主角leonardodicaprio（莱奥纳多-狄卡普瑞欧）的颧骨，而不是对电影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他会言简意赅地表达他的充满赞许的反思：“船沉了，灭顶之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痛快淋漓。”
在那些每天有条不紊地走进咖啡馆的人流中，有一个人驻扎的时间可以说仅次于法瑞苟勒，这就是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许多年来，他刻意打磨，日益精进，试图将自己修炼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农民。他大概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还在吸没加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并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当烟还剩四分之一，大约一英寸左右时，他老练地将烟头压向嘴角，粘在下嘴唇上，每当他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抖动。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pastaga（巴斯达嘎酒），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将他每天中午叫上来的炸牛排切碎。切牛排时，他握着刀的木柄，将刀横放在牛排上，用手在刀背上轻轻地拍打，以减轻那破旧不堪并已经发黑的刀刃的压力。由此，有谁会想到，他出生在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任命自己为调停人——一名穿梭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经年的夙怨时。这对兄弟长着极其相似的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脸庞，脸色灰暗，青筋暴露。他们拥有村子的溪谷里一块毗邻的土地，并且因为这块土地已经二十年不说-句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是从何时开始的，起因也许是认为遗产分配不公，也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嫌恶。瓦尔兄弟远远地坐在咖啡馆的两头，偶尔站起来将谴责或侮辱投向汤米，而汤米则报以时而威严的耸肩，时而严肃的点头，表示他仍旧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起身向另一个兄弟走去，不消说，会谈结束了，村子里的人对这三个聪明人一起跳的这场华尔兹舞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烈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主顾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调剂。这个姑娘的感情的热烈程度，可以依据她走进大门时所穿的衣服来判断。如果她目前的浪漫情感非常如意的话，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漫步，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样在她手里晃来晃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咯咯地傻笑，用涂满鲜艳口红的嘴唇吸饮皮瑞尔薄荷酒，时不时停下来，同樊妮悄悄耳语，等待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但是，如果她的感情哪怕是出现短暂的低沉，超短裙就会被粗布工作服所取代，咯咯的笑声变成了带着颤栗的叹息，樊姐也会绕到酒吧的后面，找来餐巾纸，为她擦去满脸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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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我的老朋友，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不错。很好。”
“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话，他～定会感到愤慨，甚至去找一个地方自杀。然而用这样一种教训的口气，我却觉得对麦利尔斯很合适。我深信他会为了那个被他称作最后庆典的东西，而掩饰他那天生的质朴奔放的热情。也许他可能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个最后的比赛机会。参赛者——如果你这样叫他们——可以是村子里的任何一位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的哪一位的寿命最长，哪一位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将在葬礼后得到奖励，现金就放在墓碑上。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特别是还有那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就可以得到的额外红利。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并不平等，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在哪里呢？
不同辈份的人以不同的理由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去工作，而当她们不工作时，她们便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将孩子们赶到床上，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备晚餐。就在她忙忙碌碌时，她的丈夫，正泡在咖啡馆里，并准备呆到她将这一切都做完了的安全时刻。
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在同咖啡馆打交道时，遭遇了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樊妮，她们认为她是挑逗者，相对于她们的欣赏习惯来说，她过于挑逗。过于活泼；特别是对于大众的审美而言，她的rx房实在是——太大了。其次，假如能够允许她们这个非官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村口的小广场走马上任，她们一定可以非常高效地履行她们的职责。这个委员会一致推选出了她们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寡妇皮彭，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她们的雷达的扫描：邮局、面包铺、咖啡馆、停车场、市政府和教堂。很早以前，她们就已经抛开了修饰和伪装，不再需要掩饰自己了。她们肆无忌惮地捕风捉影，然后将那些道听途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闲言碎语在大腿上编织起来。她们就这样，对每个人的生活察言观色、品头论足。
在日常的生活轨迹中，有许多毫无价值的变化，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便会引发一连串的猜忌。一个年轻主妇比平时多买了些面包，那么她家里一定是来了客人。他们是谁？一名坚定的异教徒突然走进教堂去告解，那么他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究竟做了什么事？一位本地的房地产经纪人突然停止了他的黑社会生涯，改行当上了市长，并掌握全城的重要文案。他想得到谁的房子？还有——嗅，谢天谢他！——别忘了，还有这些旅游者。这些年轻女人竟然穿着内衣在街上走来走去！这简直就是光着身子！这是在圣博系特一勒佛洛伊德，一个有声望有体面的村子！假如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刺激她们的好奇心，这些老太婆便转而求助于咖啡馆里的男人们的酗酒，求助于朱赛特的恋爱故事——“她不会有好结果的，那蠢东西”——或者，那些已经老掉牙的、尚未一锤定音的谣言，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这也会让她们高兴一阵子。
如果你选择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闲言碎语满天飞的社会群体中生活，你就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这个特殊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实际上，它却是村子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许多年前，我曾经尝试过这样做，那最初几天的一切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要不是我们的邻居——一对老处女姊妹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并要求进行一番检查性的参观，我们也许就搬进了新居。她们四处巡视，打听每一件物品的价格。我们是多么幸运——她们强调——竟然还有一部电话，而整个村子里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儿部。第二天早晨，她们的兄弟也来了，将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积攒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之后留下几个生丁放在桌子上，作为电话费。
我们忍受了这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惟恐冒犯了这些人。我们已经选择了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村庄生活及早地教会我们，如果你在这里拥有了伙伴和便利，那么你就会失去个人隐私。窗外随时随地会出现一张注视你的脸，敲门声也会在任何时候响起，面对这些，你无处、也无法逃避。你可以将自己暂时地隐藏起来，但你注定跑不了。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他们知道这些，因为你的百叶窗开着，没有人会离开家而不将他的百叶窗关上。（当然，你也可以关上百叶窗呆在家里，骗他们说你不在，但是你未来的生活就注定无可挽回地沉浸在黑暗里。）你的行动受到监听，你的信件受到检查，你的习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品头论足。
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法国的专利。去赫布里底群岛抑或佛蒙特抑或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随便什么小村子住上一段时间，你肯定会找到新来者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并且你肯定以为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或者十年。很显然，一定会有许多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我却不能。我喜欢的是，在每一个方圆五十码的范围内，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都毋须对任何人作出解释。我期望能够在我的生活中多保留一点我的个人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村庄——即使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心目中的理想村落——也要遥隔一段距离来欣赏。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拜访的地方，但是，我却并不想生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