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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福州都不是个非常繁华的所在。无论和南边不远处船通六十余国，有着“光明之城”美称的商港泉州相比，还是与北方物产丰富，有着“人间天堂”绰号的临安、苏州相较，福州城都显得过于普通，过于简陋。甚至连建筑格局颜色和街道宽窄走向，都显得有些陈旧局促。
这一切在两年前的某一天，突然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福州城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日破虏军巧计赚城时的情景。就像夏日里的一场雷雨，说来就来了，根本让人来不及准备。当人们从惊愕中回过神来，蒙古人的羊毛大纛已经被踩到了脚下。
本来，大家都以为，换了大宋统治不过是换个地方缴税而已。这年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次数多了，很多人都已经麻木。只要还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就不愿意管城墙上的事。反正，自古官府的唯一职责就是收税，从来不曾理睬小民的死活。
过了几个月，有人慢慢发现了新官府与原来的不同。衙门里那些公差见了百姓渐渐客气起来，不敢再四处勒索。跟在公差屁股后狐假虎威的白员（协警，城管）也被裁撤一空，其中有几个设局诈人钱财，民愤极大的还被判了罪。各级书吏也换了人，不再是跟完了大宋，又跟着大元那批老官油子，代之的是一些因年龄和体质原因退伍的破虏军老兵。给大伙感触最深的还是道路上的变化，原来逢门必卡，逢桥必堵的厘卡统统不见了踪影。无论行路还是贩货，再也不必担心路上被人狠宰一刀。
至于在儒林和官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的选举，对普通百姓来说反而影响不大。大宋百姓向来老实本分，除了一些胆子出奇大的“刺头”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当县太老爷的料子。至于那些读了半辈子书只为了谋求高官厚禄的，又都不看好福建大都督府的前景。所以福州、建宁、邵武三府第一次让百姓推选官吏，基本上就没人出来参选。很多当了县令、府丞的地方名士，还是被陈龙复从家中强行拉出来的。并且允许他们在破虏军战败后，自行选择守城和投降。
那些躲在家里不肯出来参选的儒士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过了凭空而降的一次绝好的出头机会。随着福建大都督府一系列刺激民生的新政实施，随着科学院发明的民用新技术和新器械的快速普及，随着新式作坊和新产品的出现，破虏军所控制的各府快速繁荣起来。特别是福州这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大城，眼看着就商旅云集，万帆竟至，繁华程度已经隐隐有了超越苏、杭两州的趋势。
随着破虏军相继收复了泉、漳二州后，作为大都督府的治所，大宋政令的中枢，福州城的变化更大。破旧的城墙被修茸一新，年久失修的道路被拓宽，压实，个别重要地段还铺上了来自邵武的新产品－－水泥。港口内的淤泥被清理干净，木架的码头变成了石头和水泥的。码头附近的荒滩和洼地都被平整，梳理，盖起了方便商人存放货物的货栈。就连城边上供航海者烧香、许愿的妈祖庙，也被官府花重金翻盖过。不但重新粉刷的墙壁，修补了屋檐、加固了廊柱，而且在庙宇外专门开了家航海博物馆，将汉唐以来各类船只，航海器械还有各式海图做了模型摆在里边，供有志航海者参考。
官府投入资金最大的是夫子庙，孔夫子和他的七十二贤者被重新塑了像，摆在宽阔的大堂里边。远远走过，仿佛有琅琅读书声千年流传。一些先秦典籍、文史孤本也被搜罗出来，由名家亲手抄了摹本，放在夫子庙内新开的图书馆中，与诸般杂学，来自阿拉伯的百科典籍一同供感兴趣者翻阅。在夫子庙的临近处，还利用没收来的官宅，新开了一所占地面积近百余亩的义学，分小学和中学两部，低龄的孩子可在小学里边读书、识字。年龄稍大的，可以就读义学里边的中学部，在学习半年基础的数术（数学）之后，就可以选择义学里边的商、虞（地矿）、冶、工等科中的一门修身。战乱年代不开科举，这些杂学虽然比不得儒学高雅，但精通一技足以在城内诸多新兴产业中谋得一席之地，不愁读完书后反而地方混饭吃。诸般学业中最正统，最需要人仰视的儒学，也在义学里开了科，由学生们自己选择是否精研。
有些头脑顽固的老儒们为此还抗议过，认为儒学华夏传承的根本，其他杂科虽然有一时之用，却不能与儒学同列。但义学的资金由大都督府亲自调拨，并未要求老儒们捐款。并且文天祥还重金聘请他们前去任教。所以大伙尽管反对，声音也大不起来，反而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家族中有人在新兴产业中获得了收益，慢慢觉得义学大门楹梁上文天祥亲笔书写的“有容乃大”四个字看起来不那么扎眼了。
义学是免费的，只要能凭本事考上，一切拜师费用全免。官府除了一日三餐供应外，每年还供给学子们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针对有心学习，但错过了读书年龄的市井百姓，还开设了晚课，免学费，但不提供食品衣物，从“人之初，性本善”和阿拉伯计数的“1、2、3”学起。
虽然一切只是开了个头，很多有远见的人还是得出了“这是功在千秋的义举”、“凭此足以在世间流名”等诸如此类的结论。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便福建大都督府真的如一些反对者认为的那样，不过是昙花一现。凭借它两年多来为百姓做的那些事，凭借它的图书馆和义学，参与其中的人都足以流芳百世。
随着市井的逐渐繁荣和破虏军在战场上不断胜利，一些不甘心投降大元做个四等奴隶，心中对大宋又早已绝望的读书人的心思慢慢热络起来，把目光集中到了大都督府。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聘请幕僚和从吏不再是件困难的事，一些别出心裁，但薪水丰厚的部门，如户部预算衙门和海关等，还成了人们钻营的热点。
组织那些新光复地区的官吏选举不再是件轻松的工作。不同于第一次官吏选拔那种门堪罗雀的冷清，吏部所管辖的选举处如今门庭若织。由于看好破虏军的政治前景，有些世家大族开始慢慢把触角伸向了新光复地区。一些新老名士、清流除了吟诗作画，著书立说外，开始走出院子，与百姓接触。一些曾经对新政冷眼相待的人也找上门来，拖关系，走人情，为一个候选资格而折腰。更有一些机灵者，不但出钱出力帮助破虏军稳定地方，还同时采用开办粥棚，降低田租等办法讨好平素从来不正眼看的平头百姓，期待他们中哪个祖坟冒烟，捞到了投票权，能在选举时投自己一票。还有一些心思过于敏捷者，甚至在选举前在百姓中散发铜钱，公然贿选。
这些人中，不乏真心赞同新政，想为国出力者。但投机者占了绝大多数。为此，身系内政和敌情工作的刘子俊和吏部主事兼泉州太守陈龙复伤透了脑筋。甚至结伴专程跑到福州，找文天祥商量对策。让他们惊诧的是，一向持身高洁，恨透贪官污吏的文天祥却不像他们想象般着急。只是给刘子俊增加了资金和人手，让他加大监察力度，力争把那些混水摸鱼者剔除掉。
“丞相，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眼下破虏军只占了福建一路和半路广南，已经乱到这种地步。如果拿一天光复了大宋全境，岂不是更乱。那时候即便我等强力苦撑，天下”刘子俊没继续说下去。他相信自己的潜台词文天祥能听明白。在他的意识里，文天祥采取的选举制度，并不算什么新鲜事物。汉代的举孝廉，与此差不多。但汉代后来吏治大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大族，导致政令不通，天下大乱。所以，隋唐之后各朝才采用科举的办法选拔人才。科举虽然选择人才的面狭窄单一，但比起推举制度来，无疑公平得多，至少寒门学子有了一举成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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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福州都不是个非常繁华的所在。无论和南边不远处船通六十余国，有着“光明之城”美称的商港泉州相比，还是与北方物产丰富，有着“人间天堂”绰号的临安、苏州相较，福州城都显得过于普通，过于简陋。甚至连建筑格局颜色和街道宽窄走向，都显得有些陈旧局促。
这一切在两年前的某一天，突然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福州城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日破虏军巧计赚城时的情景。就像夏日里的一场雷雨，说来就来了，根本让人来不及准备。当人们从惊愕中回过神来，蒙古人的羊毛大纛已经被踩到了脚下。
本来，大家都以为，换了大宋统治不过是换个地方缴税而已。这年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次数多了，很多人都已经麻木。只要还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就不愿意管城墙上的事。反正，自古官府的唯一职责就是收税，从来不曾理睬小民的死活。
过了几个月，有人慢慢发现了新官府与原来的不同。衙门里那些公差见了百姓渐渐客气起来，不敢再四处勒索。跟在公差屁股后狐假虎威的白员（协警，城管）也被裁撤一空，其中有几个设局诈人钱财，民愤极大的还被判了罪。各级书吏也换了人，不再是跟完了大宋，又跟着大元那批老官油子，代之的是一些因年龄和体质原因退伍的破虏军老兵。给大伙感触最深的还是道路上的变化，原来逢门必卡，逢桥必堵的厘卡统统不见了踪影。无论行路还是贩货，再也不必担心路上被人狠宰一刀。
至于在儒林和官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的选举，对普通百姓来说反而影响不大。大宋百姓向来老实本分，除了一些胆子出奇大的“刺头”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当县太老爷的料子。至于那些读了半辈子书只为了谋求高官厚禄的，又都不看好福建大都督府的前景。所以福州、建宁、邵武三府第一次让百姓推选官吏，基本上就没人出来参选。很多当了县令、府丞的地方名士，还是被陈龙复从家中强行拉出来的。并且允许他们在破虏军战败后，自行选择守城和投降。
那些躲在家里不肯出来参选的儒士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过了凭空而降的一次绝好的出头机会。随着福建大都督府一系列刺激民生的新政实施，随着科学院发明的民用新技术和新器械的快速普及，随着新式作坊和新产品的出现，破虏军所控制的各府快速繁荣起来。特别是福州这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大城，眼看着就商旅云集，万帆竟至，繁华程度已经隐隐有了超越苏、杭两州的趋势。
随着破虏军相继收复了泉、漳二州后，作为大都督府的治所，大宋政令的中枢，福州城的变化更大。破旧的城墙被修茸一新，年久失修的道路被拓宽，压实，个别重要地段还铺上了来自邵武的新产品－－水泥。港口内的淤泥被清理干净，木架的码头变成了石头和水泥的。码头附近的荒滩和洼地都被平整，梳理，盖起了方便商人存放货物的货栈。就连城边上供航海者烧香、许愿的妈祖庙，也被官府花重金翻盖过。不但重新粉刷的墙壁，修补了屋檐、加固了廊柱，而且在庙宇外专门开了家航海博物馆，将汉唐以来各类船只，航海器械还有各式海图做了模型摆在里边，供有志航海者参考。
官府投入资金最大的是夫子庙，孔夫子和他的七十二贤者被重新塑了像，摆在宽阔的大堂里边。远远走过，仿佛有琅琅读书声千年流传。一些先秦典籍、文史孤本也被搜罗出来，由名家亲手抄了摹本，放在夫子庙内新开的图书馆中，与诸般杂学，来自阿拉伯的百科典籍一同供感兴趣者翻阅。在夫子庙的临近处，还利用没收来的官宅，新开了一所占地面积近百余亩的义学，分小学和中学两部，低龄的孩子可在小学里边读书、识字。年龄稍大的，可以就读义学里边的中学部，在学习半年基础的数术（数学）之后，就可以选择义学里边的商、虞（地矿）、冶、工等科中的一门修身。战乱年代不开科举，这些杂学虽然比不得儒学高雅，但精通一技足以在城内诸多新兴产业中谋得一席之地，不愁读完书后反而地方混饭吃。诸般学业中最正统，最需要人仰视的儒学，也在义学里开了科，由学生们自己选择是否精研。
有些头脑顽固的老儒们为此还抗议过，认为儒学华夏传承的根本，其他杂科虽然有一时之用，却不能与儒学同列。但义学的资金由大都督府亲自调拨，并未要求老儒们捐款。并且文天祥还重金聘请他们前去任教。所以大伙尽管反对，声音也大不起来，反而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家族中有人在新兴产业中获得了收益，慢慢觉得义学大门楹梁上文天祥亲笔书写的“有容乃大”四个字看起来不那么扎眼了。
义学是免费的，只要能凭本事考上，一切拜师费用全免。官府除了一日三餐供应外，每年还供给学子们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针对有心学习，但错过了读书年龄的市井百姓，还开设了晚课，免学费，但不提供食品衣物，从“人之初，性本善”和阿拉伯计数的“1、2、3”学起。
虽然一切只是开了个头，很多有远见的人还是得出了“这是功在千秋的义举”、“凭此足以在世间流名”等诸如此类的结论。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便福建大都督府真的如一些反对者认为的那样，不过是昙花一现。凭借它两年多来为百姓做的那些事，凭借它的图书馆和义学，参与其中的人都足以流芳百世。
随着市井的逐渐繁荣和破虏军在战场上不断胜利，一些不甘心投降大元做个四等奴隶，心中对大宋又早已绝望的读书人的心思慢慢热络起来，把目光集中到了大都督府。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聘请幕僚和从吏不再是件困难的事，一些别出心裁，但薪水丰厚的部门，如户部预算衙门和海关等，还成了人们钻营的热点。
组织那些新光复地区的官吏选举不再是件轻松的工作。不同于第一次官吏选拔那种门堪罗雀的冷清，吏部所管辖的选举处如今门庭若织。由于看好破虏军的政治前景，有些世家大族开始慢慢把触角伸向了新光复地区。一些新老名士、清流除了吟诗作画，著书立说外，开始走出院子，与百姓接触。一些曾经对新政冷眼相待的人也找上门来，拖关系，走人情，为一个候选资格而折腰。更有一些机灵者，不但出钱出力帮助破虏军稳定地方，还同时采用开办粥棚，降低田租等办法讨好平素从来不正眼看的平头百姓，期待他们中哪个祖坟冒烟，捞到了投票权，能在选举时投自己一票。还有一些心思过于敏捷者，甚至在选举前在百姓中散发铜钱，公然贿选。
这些人中，不乏真心赞同新政，想为国出力者。但投机者占了绝大多数。为此，身系内政和敌情工作的刘子俊和吏部主事兼泉州太守陈龙复伤透了脑筋。甚至结伴专程跑到福州，找文天祥商量对策。让他们惊诧的是，一向持身高洁，恨透贪官污吏的文天祥却不像他们想象般着急。只是给刘子俊增加了资金和人手，让他加大监察力度，力争把那些混水摸鱼者剔除掉。
“丞相，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眼下破虏军只占了福建一路和半路广南，已经乱到这种地步。如果拿一天光复了大宋全境，岂不是更乱。那时候即便我等强力苦撑，天下”刘子俊没继续说下去。他相信自己的潜台词文天祥能听明白。在他的意识里，文天祥采取的选举制度，并不算什么新鲜事物。汉代的举孝廉，与此差不多。但汉代后来吏治大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大族，导致政令不通，天下大乱。所以，隋唐之后各朝才采用科举的办法选拔人才。科举虽然选择人才的面狭窄单一，但比起推举制度来，无疑公平得多，至少寒门学子有了一举成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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