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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筑炼铁炉，把大片的森林砍伐了烧成黑棒棰（木炭的半成品），填进了炼铁炉。
由于壮劳力都上了大办钢铁第一线，留守在大队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者。在大队主持工作的只有大队会计毛发忠和母亲（母亲从土地改革时期起一直担任村和大队妇女联合会主任）地里庄稼收不回来，包谷、大豆、红薯都烂在地里了。
那年阴历10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大队有几个男劳力从铁厂请假回家来拿换洗衣服，母亲就把这几个男劳动力留在大队抢收烂在地里的粮食。他们刚刚收了两三天庄稼，公社党委一位姓谭的领导下大队来了。他一见到我母亲就气势汹汹地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铁厂的劳力留下来干农活，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是在破坏钢铁生产。
我母亲反驳说：“民以食为天，吃饭为第一，我们不把地里的粮食收回来，老百姓怎么活命？难道铁厂的人不吃饭就能炼铁吗？”
被母亲问得哑口无言的谭领导，恼羞成怒，当着几十个男女社员的面宣布，说我母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钢铁生产的坏分子，立即撤销我母亲的妇女主任职务。同时通知召开社员大会，批斗我在母亲，批斗会上姓谭的领导让我母亲交待破坏钢铁生产的罪行。
我母亲说：“我们要把辛辛苦苦种在地里的庄稼收回来，让大家有饭吃。如果说这也是破坏钢铁生产，那么，我请问，不把粮食收回来，老百姓没饭吃，铁厂的工人没饭吃，能不能炼铁？究竟是哪个破坏钢铁生产？”
姓谭的领导，立即让大家对我母亲开展斗争。尽管姓谭的领导说破了嘴皮，但是没有一个社员开口发言。
姓谭的领导，把参加会议的全体社员全都批评了一通，说他们没有觉悟。然后气鼓鼓地走了。临离开时，丢下一句话：“过两天，我让民兵把你押到公社去反省交待。”
我母亲针尖对麦芒地说：“要反省交待问题，公社我不去，要去，我就与你一同到到县里、省里、到毛主席那儿去说个明白。”
我母亲虽然被姓谭的领导撤了职，但广大群众对我母亲更敬重了，人们都说我母亲是个敢作敢为、不畏权势的人。
慈悲为怀做善事
母亲慈悲为怀一生，广结善缘一生。
中华民国24年春天，一股棒老二从东溪河翻过石柱山、蓝架山，窜到枷档湾，在我的家乡奸掳烧杀，好多人户的房子被烧成灰烬，好多无辜的百姓无家可归。那次，棒老二牵走了我家10匹骡马，杀光了所有的猪，抢光了我家的财产，把躲藏在后山一堆包谷杆内的祖母用长矛剌伤（长矛剌在祖母肚子上，肠子从伤口上涌出来了，幸亏祖母忍痛没叫出声来，待棒老二走后，才用衣服包起流出来的肠子，经抢救，才保住了性命），把我家祖宅四合院的几十间房屋全部烧毁。
当这股百余人的棒老二转移时，被当地剿匪的民团尾追，抓住了棒老二队伍中掉队的一个半大孩子。民团将他五花大绑起来，拉着游团示众。
人们恨死了棒老二，看见这个小“土匪”就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那时，要处死一个土匪，根本不需要经过什么人批准。那些被棒老二烧了房子、抢了财产的老百姓，一个个绿着眼睛，呼喊着要杀这个被捉住的小“土匪”
小“土匪”哭哭啼啼的直喊“冤枉”他说他是东溪河铜罐沟的人，姓陶，他两三岁时，父母得伤寒病死了，跟着瞎眼的爷爷生活。前两天，他正在家里背柴，被棒老二抓来当马夫，由于棒老二看管得紧，他跑了几次都没跑脱。每逃跑一次，就挨一次揍。还把破烂的衣服脱下来，让人们看他浑身被棒老二用马鞭抽打的伤痕。
我母亲听了小“土匪”的哭诉，也跟着掉泪。母亲对众人说：“我看这个娃儿也实在可怜，他当棒老二也是被逼的。这么大丁点儿娃娃，怎么能杀人放火嘛，我求大家把他放了吧。”
众人听了母亲的话，多数人反对，极少数人赞成。反对的人说：“他既然跟在棒老二一起，他就是棒老二，抢了我们的财产，烧了我们几十家人的房子，还杀伤了人，他就应当顶罪，谁让他是棒老二一伙呢？”
母亲说：“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娃儿，是棒老二强行抓来的，拿他抵罪，没得天理。我来讨个保，请求父老乡亲们行行好吧。”众人都说：“这次棒老二祸害，你家搞得倾家荡产，你都忍得下这口气，我们有何话说。”
在母亲的要求下，姓陶的小“土匪”被人们释放了。小“土匪”跑到我母亲面前叩了几个头，喊了几声救命恩人，就要走。母亲说：“你还是给众人磕几个头吧，是大家的仁慈。”
小“土匪”跪在地上给众人磕了几个转转头，才离开。
解放前，逃荒要饭的叫花子非常多，我家虽然不富裕，但凡是到我家来乞讨的人，都没空着手走过。母亲或多或少都要给他们打发一点儿。母亲常说：“三穷三富不到老。”、“人存好心，不问前程。”
公元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受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许多地方的人民公社伙食团每天人平口粮只有二到四两粮食的定量。因严重饥荒饿死了不少人。这年初春的一天，有人发现离我家半里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倒在路边。估计已经死了。母亲听说后，喊了几个人一道跑去看个究竟。其他人都不敢到近跟前去看，母亲却跑拢去用手摸他们的鼻子，感觉到两个人都还有微弱的呼吸。母亲动员大家把这两个人抬到我家。母亲用生姜加红糖熬水，给两个奄奄一息的人每人喂了一大碗，这两个人居然开口说话了。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喊叫着“饿饿”
母亲赶忙拿着家里的餐票，跑到伙食团去称回两斤包谷面煮成糊糊给他们吃。两斤包谷面糊糊吃光了，这两个人还想吃。母亲说：“你们身体太虚弱了，一次吃得太多反而会伤身体。你们就在我家住几天，等身体好些了，再走吧。”
原来这两个人是父子俩，姓刘，是奉节人，父亲四十多岁，是个待招（旧时称理发匠为待招），儿子十七、八岁，跟着父亲学理发。父子俩当时伏在地上给我母亲叩头，连声喊着：“救命恩人，今天在您这儿吃了一顿饱饭，死了也能闭眼睛了。今生如不能报恩，来世变牛做马来报答您老人家吧”
谁知当天晚上深夜，睡在我家客房里的刘家娃儿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的父母起床一看，刘娃的父亲竟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母亲让父亲喊来左邻右舍，用我家的木材做了一副棺材，把刘待招埋在了离我家两里路远一个小地名叫炭笼子湾的平坦地方。
刘待招的儿子在我家调养半个多月，直到把我家结余的几十斤餐票全部消灭，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家。
去筑炼铁炉，把大片的森林砍伐了烧成黑棒棰（木炭的半成品），填进了炼铁炉。
由于壮劳力都上了大办钢铁第一线，留守在大队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者。在大队主持工作的只有大队会计毛发忠和母亲（母亲从土地改革时期起一直担任村和大队妇女联合会主任）地里庄稼收不回来，包谷、大豆、红薯都烂在地里了。
那年阴历10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大队有几个男劳力从铁厂请假回家来拿换洗衣服，母亲就把这几个男劳动力留在大队抢收烂在地里的粮食。他们刚刚收了两三天庄稼，公社党委一位姓谭的领导下大队来了。他一见到我母亲就气势汹汹地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铁厂的劳力留下来干农活，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是在破坏钢铁生产。
我母亲反驳说：“民以食为天，吃饭为第一，我们不把地里的粮食收回来，老百姓怎么活命？难道铁厂的人不吃饭就能炼铁吗？”
被母亲问得哑口无言的谭领导，恼羞成怒，当着几十个男女社员的面宣布，说我母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钢铁生产的坏分子，立即撤销我母亲的妇女主任职务。同时通知召开社员大会，批斗我在母亲，批斗会上姓谭的领导让我母亲交待破坏钢铁生产的罪行。
我母亲说：“我们要把辛辛苦苦种在地里的庄稼收回来，让大家有饭吃。如果说这也是破坏钢铁生产，那么，我请问，不把粮食收回来，老百姓没饭吃，铁厂的工人没饭吃，能不能炼铁？究竟是哪个破坏钢铁生产？”
姓谭的领导，立即让大家对我母亲开展斗争。尽管姓谭的领导说破了嘴皮，但是没有一个社员开口发言。
姓谭的领导，把参加会议的全体社员全都批评了一通，说他们没有觉悟。然后气鼓鼓地走了。临离开时，丢下一句话：“过两天，我让民兵把你押到公社去反省交待。”
我母亲针尖对麦芒地说：“要反省交待问题，公社我不去，要去，我就与你一同到到县里、省里、到毛主席那儿去说个明白。”
我母亲虽然被姓谭的领导撤了职，但广大群众对我母亲更敬重了，人们都说我母亲是个敢作敢为、不畏权势的人。
慈悲为怀做善事
母亲慈悲为怀一生，广结善缘一生。
中华民国24年春天，一股棒老二从东溪河翻过石柱山、蓝架山，窜到枷档湾，在我的家乡奸掳烧杀，好多人户的房子被烧成灰烬，好多无辜的百姓无家可归。那次，棒老二牵走了我家10匹骡马，杀光了所有的猪，抢光了我家的财产，把躲藏在后山一堆包谷杆内的祖母用长矛剌伤（长矛剌在祖母肚子上，肠子从伤口上涌出来了，幸亏祖母忍痛没叫出声来，待棒老二走后，才用衣服包起流出来的肠子，经抢救，才保住了性命），把我家祖宅四合院的几十间房屋全部烧毁。
当这股百余人的棒老二转移时，被当地剿匪的民团尾追，抓住了棒老二队伍中掉队的一个半大孩子。民团将他五花大绑起来，拉着游团示众。
人们恨死了棒老二，看见这个小“土匪”就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那时，要处死一个土匪，根本不需要经过什么人批准。那些被棒老二烧了房子、抢了财产的老百姓，一个个绿着眼睛，呼喊着要杀这个被捉住的小“土匪”
小“土匪”哭哭啼啼的直喊“冤枉”他说他是东溪河铜罐沟的人，姓陶，他两三岁时，父母得伤寒病死了，跟着瞎眼的爷爷生活。前两天，他正在家里背柴，被棒老二抓来当马夫，由于棒老二看管得紧，他跑了几次都没跑脱。每逃跑一次，就挨一次揍。还把破烂的衣服脱下来，让人们看他浑身被棒老二用马鞭抽打的伤痕。
我母亲听了小“土匪”的哭诉，也跟着掉泪。母亲对众人说：“我看这个娃儿也实在可怜，他当棒老二也是被逼的。这么大丁点儿娃娃，怎么能杀人放火嘛，我求大家把他放了吧。”
众人听了母亲的话，多数人反对，极少数人赞成。反对的人说：“他既然跟在棒老二一起，他就是棒老二，抢了我们的财产，烧了我们几十家人的房子，还杀伤了人，他就应当顶罪，谁让他是棒老二一伙呢？”
母亲说：“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娃儿，是棒老二强行抓来的，拿他抵罪，没得天理。我来讨个保，请求父老乡亲们行行好吧。”众人都说：“这次棒老二祸害，你家搞得倾家荡产，你都忍得下这口气，我们有何话说。”
在母亲的要求下，姓陶的小“土匪”被人们释放了。小“土匪”跑到我母亲面前叩了几个头，喊了几声救命恩人，就要走。母亲说：“你还是给众人磕几个头吧，是大家的仁慈。”
小“土匪”跪在地上给众人磕了几个转转头，才离开。
解放前，逃荒要饭的叫花子非常多，我家虽然不富裕，但凡是到我家来乞讨的人，都没空着手走过。母亲或多或少都要给他们打发一点儿。母亲常说：“三穷三富不到老。”、“人存好心，不问前程。”
公元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受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许多地方的人民公社伙食团每天人平口粮只有二到四两粮食的定量。因严重饥荒饿死了不少人。这年初春的一天，有人发现离我家半里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倒在路边。估计已经死了。母亲听说后，喊了几个人一道跑去看个究竟。其他人都不敢到近跟前去看，母亲却跑拢去用手摸他们的鼻子，感觉到两个人都还有微弱的呼吸。母亲动员大家把这两个人抬到我家。母亲用生姜加红糖熬水，给两个奄奄一息的人每人喂了一大碗，这两个人居然开口说话了。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喊叫着“饿饿”
母亲赶忙拿着家里的餐票，跑到伙食团去称回两斤包谷面煮成糊糊给他们吃。两斤包谷面糊糊吃光了，这两个人还想吃。母亲说：“你们身体太虚弱了，一次吃得太多反而会伤身体。你们就在我家住几天，等身体好些了，再走吧。”
原来这两个人是父子俩，姓刘，是奉节人，父亲四十多岁，是个待招（旧时称理发匠为待招），儿子十七、八岁，跟着父亲学理发。父子俩当时伏在地上给我母亲叩头，连声喊着：“救命恩人，今天在您这儿吃了一顿饱饭，死了也能闭眼睛了。今生如不能报恩，来世变牛做马来报答您老人家吧”
谁知当天晚上深夜，睡在我家客房里的刘家娃儿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的父母起床一看，刘娃的父亲竟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母亲让父亲喊来左邻右舍，用我家的木材做了一副棺材，把刘待招埋在了离我家两里路远一个小地名叫炭笼子湾的平坦地方。
刘待招的儿子在我家调养半个多月，直到把我家结余的几十斤餐票全部消灭，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