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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堂课我主要想谈处女作，作家的处女作。我非常重视作家的处女作。我觉得在这之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可贵的，等到作家成长起来，成熟以后，他会写下许多好的作品，可是他处女作里的一些东西却是他永远不可再得的，而且是依然具有价值的。我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我觉得它带有非常纯粹的感性，这种感性没有受到污染，有一些类似我们上堂课谈到的原始人艺术的特征，原始人世界的特征。
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完全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前人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的约束和影响，它相当自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下子面临这个世界，他的整个感官都处在张开来尽情吸收的状态。他吸收很多很多东西，而且他的吸收没有标准、榜样、借鉴，也没有经验，所以也没有约束。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和吸收力在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所吸收的东西往往是第一性的，非常重要。这种东西也许很浅，不广阔，不完整，不深刻，可是它非常重要，在于它的独立性，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始发的经验。它是非常感性的，完全从自己所闻所见出发，没有别人的经验帮助它，好像是单枪匹马闯世界，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它也没有成见。但它是不完全的，有许多破绽，也不能自圆其说，不是很周到，没有现成的概念和逻辑可以运用。它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逻辑，不一定一环扣一环，非常合理，而且它有种束手无措，似乎无法为它的东西命名。没有现成的名词，用现有的概念去套又套不上，所以它也就放弃了命名，给人们留下“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印象。这种处女作的特征非常接近于原始人的特征。
譬如陈凯歌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他自己也承认在霸王别姬以后，他还是回顾他的黄土地，他认为其中有许多很宝贵的，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东西，无论他以后走得多么远，多么成熟，可是他永远会非常珍惜的。还有张艺谋，他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热情。我一直以为张艺谋是个形式主义者，他后来的道路越来越走形式，他是从形式人手，然后达到一个人文的高度。他还是不错的。但他的红高粱中有一种以后他再也没有的热情。那种热烈的程度就好像一个少年的初恋一样，完全没有现实的考虑，奋不顾身的，忘我的境地。我觉得处女作里往往是有这种很可贵的东西。
我这里说的处女作不是指第一个作品，而是指创作者第一个阶段的作品。因为第一个作品有时候不太好说，第一个作品存在很多写作能力上的问题。他不能比较熟练地操纵语言，操纵句式，这难免妨碍他表达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处女作也许并不是他真正的，第一篇写下的处女作，他前面几篇也许根本没有发表，他只是发表了第三篇，或者第五篇。我这儿所说的处女作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篇，而是指他最初的创作时期，指这一个时期里的作品。
我已经肯定了处女作具有原始人世界的特征，那种刚看见太阳升起来，不懂得其中道理，只是觉得特别热，特别光亮，特别热情，特别兴奋的感受。可它确实也和原始人世界有区别，区别在于他天生有一种批评精神。因为他毕竟和原始人的背景是不同的，他所处的环境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或说意识形态的，已经有了规矩，已经成章成句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原始人面对的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这个世界已经比较成型，比如说国家已经把人类组织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政体又为人类规定组织原则，求生发展的需要还向人类提出了伦理道德的要求。所以在今天人与生俱来就在一个有规矩的社会里面，受到各方面的约束，不像原始人一出生就是一滩漫流的水，而人一出生已经是河床里的水了，不是漫流的，已经在一个渠道里了。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每一个新生儿天生就带有一种行为思想的规定，范围和约束，他要去创造心灵世界毕竟不那么自由，不可能像原始人那样绝对地自由，他的自由表现在首先举行了挣脱，就是批评的武器，他觉得周围一切于他是种束缚、对立，他必须要反抗。所以我们常说，少年总是愤怒的，他们总要背叛什么，反抗什么，这似乎是他们的天性。
然后，我以为批评的武器有两种：一种是否定，一种是怀疑。当然我在课上所说的一切都带有和同学们探讨的意思，不是绝对的。但我在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也许会使用极端的语气和例子去强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比出高低的话，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因为你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来说，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那么激烈、强烈，但包括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之中怀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言之中。但是当怀疑的精神成为主义之后，就有些不讲道理了：你们肯定的我就要怀疑，从各个方面推敲你。所以我特别重视处女作里的怀疑精神。这是一种真实的怀疑。这之中真是有一种痛苦，是从生命之中激发出来的。它对这个世界感到困惑，不能理解，但它满心充满了良善的愿望，它想去接受，可是受到阻碍。所以我比较重视处女作之中的怀疑精神，而不是后来成为主义的、艺术家高举的旗帜的那种怀疑主义。现在我想举几部作品作例子。
首先，我想举的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出生在1934年，这篇小说是他1956年创作的，当时他22岁。从发表的时间看，应该算是他的处女作。但我估计王蒙写作的经历在这之前已经开始，这只是他在此处女作阶段的一个比较成熟因而得以问世的作品。1956年的时代对我来说也有点陌生，对你们更不用说了，这时代我想是一个非常生气蓬勃的共知国的新生时期。1949年建国，1956年离它只有七年时间，处在一个新生时期。当时的年轻人，像当年的王蒙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处在这个特别向上，特别热情的，和共和国保持同步的状态，他们是从内心里面拥护、热爱祖国，热爱共产主义的理想。
同时，王蒙整个文化观念受到了苏联文学很大的影响。无论苏联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对他们的文学我们怎样批评，苏联的文学以及他们所承继的俄罗斯文化里面那种崇高的观念却无法忽视，这种观念是非常强大的。王蒙这批年轻人，在他们的思想、情感方面，非常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崇高，有理想，追求真理，虽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可他们一心地要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则很戏剧性的，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右派作家。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林震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教师，年轻共产党员，新调到了一个区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主要是管理党的建设，包括人党、整风等问题。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从一个小学校，一个很单纯的环境被派到了区委的组织部工作。他怀着非常大的热情和希望，共产党对于他非常神圣，而他现在要做党的工作了。他觉得神圣得不得了，他去时随身带了一本书，一本苏联小说，名叫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本书我也读过，可说在那个时代非常红的一本书。
它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即总农艺师、她参加了集体农庄之后，和拖拉机站长进行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女孩子非常勇敢，独身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付出了代价。这个女孩子叫娜斯佳，那位叫林震的小伙子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了“我要做娜斯佳那样的人，像娜斯佳那样生活”这样的话。他一心想投入到一场壮丽的事业中去，可他所面临的组织部，充斥着非常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当他下到基层去调查，去发展党组织时，他发觉下面的情况非常不如人意。最使他失望的是，他们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是一个很聪明、智慧、透彻的人，他把什么事情，党、党的组织都看得非常透彻。他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一点不掺假的。当林震和这个副部长接触时，便非常奇怪一个搞党的工作的革命者会那么没有热情，面对那样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局面，他却泰然处之。林震的疑惑非常强烈，更困难的还在于他所面对的官僚主义并不像小说里那么明确和清晰，他仅是感觉到一股非常平庸的空气，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好和不好都不那么区分明确。部里有一个女同志，年龄比他大，在组织部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她向林震描绘那些老资格的工作者：“他们的缺点散布在他们工作的成绩里面，就想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这样子，他无法去过滤它，把好坏清楚地过滤出来。
这时他发现有两个世界，都是他无法解释的，一个是小说的世界，那么清清楚楚的，好是好，坏是坏，前进是前进，退步是退步，而另一个生活的世界，却是那么含糊，他觉得这个世界实在不对劲，但他指不出来。他有时候站在局外，站在院子里，听见打字机哒哒响，开会的报告声和发言声，电话叮铃铃响，人们跑进跑出，不禁感受到组织部的沸腾的气氛，使他挺感动，但当他走进去，又抓不住了，到处是琐碎事物，平庸气息，每个人都抱着公事公办的态度在履行其义务，仅此而已。就是这么一个很平庸的组织部，居然是在为党工作，并且产生成果，尽管成果不能使他满意。比如说他们解除了一个有问题的厂长的职务，对他进行了处理，且发展了党员，写出了很多报告，工作还是在前进，速度虽不尽如人意吧，但毕竟没有退步，还是在进步。
但整个气氛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其中有一个场面写得非常好。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组织部开会，终于决定处分这个有问题的基层厂长。这天晚上，开完会后，组织部副部长，叫刘世吾的，老党员，和林震一起去吃了夜宵。这段写得非常感性，一种又亲近又疏离的感伤气氛，又复杂又单纯，触手可及，如同手能摸到一样，我喜欢把它形容成一种“贴肤”的感觉。他们俩在一个小铺子里，要了馄饨，老党员还要了白酒，他喝了口酒之后，说话了，说他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党的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并不轻松。他开始叹苦经，说自己的经历，然后他问小伙子今天是几号，是5月20号，老党员就说噢5月20号，9年前的今天，青年军208师打坏了他的腿。这时候林震忽然发现，他眼中的一个平庸世故的老党员，实际上有着壮丽的过去，流过鲜血。林震他还没有见过鲜血呢。当革命在局部进行时，那么烦琐，平常，可是壮丽的事业也就此发生。那天晚上的谈心，刘世吾很动感情，他说了些心里话：“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我们是党的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时候的林震，他所有的判断力都失去了，他陷入了真正的怀疑之中，他没有判断力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他所激烈批评过的前辈说的这些话使他看到他的也是非常热情的过去，单纯的过去。
那么他怎么解释今天呢？又如何判断今天的好坏？今天，你说他不对，他又明明在创造成绩。正好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与爱情有关的事。那个叫赵惠茹的女同志，比他年长，对他非常亲切，使他到了新单位感到温暖。他到她家去，就身心感到休息和安慰。这时候却有了传言。
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这个副部长告诉他：你要注意些，她对你的感情有些不对劲了。这对他又是个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还不懂得爱情，他非常年轻，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女之爱，他一下子面临了一个新问题。
他回到宿舍里，坐到床上，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他陷入一种忧伤的心境，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整个人都陷入一个迷宫似的情景中去了。这时候王蒙在文中表现出的一种少年人的心境是非常动人的。
他不是成年人，辨别不了是非，可这些麻烦都围绕着他，使他无法脱身，他根本不懂得爱，可他碰到的第一件感情的事是这样的，他无法判断那女同志是对他好，还是别的什么，他自己对她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处女作里表现的感情，根本不是我们后来所能表达的，后来爱情这个词已经被说滑了，随便就能出来，而且对爱情有很多解释，很多定义，写爱情可以写整整几本书，可以成篇成篇地去表达爱情，可是全都没有像处女作里面那种小心翼翼的心情，他简直不敢去触动那话题，他不敢碰它，一碰就难过，这种忧伤是不可名状的，因为理性还没有来临。一切事情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就这么混在一起，像灰尘里面的优点一样，这里面充斥的是一种温柔的怀疑。怀疑的尖锐性是掩埋在温柔底下的。这部小说的心灵世界我很难为它作进一步描绘，似乎它还来不及建立一个心灵世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做那种将世界打散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的工作，所以就很痛苦，就像一个孩子面临一个强大的、牢固的世界，这个世界用钢筋、水泥构造得极为坚固了，根本无法撼动它，他痛苦的目光只是从它上面拂过，他满心充满爱，想去爱这个世界，可却受到打击，受到对抗，他满心充满了善良的愿望，想和这世界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可是不行，他也不知道不行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决断去把这世界打个粉碎。他只是用他的目光，留恋地痛苦地敲击。这怀疑对他的折磨非常强大，因这怀疑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结论。每个少男少女初次面对社会时，都会有这类惶惑的心情。谁都没有错，可他就是受挫。就是在这种怀疑之中，产生了一个世界，这世界不那么完整，像我将要逐步谈到的名著，它们所构造的世界完整而有逻辑。它却是摇摇欲坠，像烟雾一般一碰就散，但它确实存在了，存在于一个肯定又脆弱的气氛之中。这是王蒙的一篇小说，这个例子比较单纯，比较简单一些，接下来我想举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例子。
这个作家我想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当代非常重要的作家，一个捷克人。我要分析的是他的玩笑，这部小说就更难说是否是他的第一篇了，但确实是他最初阶段的作品，长篇里的第一部，我坚持将其作为处女作，是因为其中带有很强的处女作的特征。我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不是那么非常的高，我觉得他是很有趣的作家，很有意思，当然是个很重要的作家。我觉得在当代，20世纪的作家，都很难对他们有很高的估价，我觉得他们创造的困难越来越大，自由越来越少，与现实贴得太近，无法创造一个如亚里士多得所说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世界。米兰昆德拉的后来最有名的作品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比较著名，表达他的人生观，哲学观相当流利，写得非常帅，非常漂亮，相当不错。但在玩笑当中有种非常动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后来的作品里面慢慢消失了。他后面的作品充满了思辨，思辨能力非常之强，而那种感性的东西，却是在玩笑里面，非常能打动我。在玩笑中，怀疑精神已比较成熟，比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要有主见多了，他不像王蒙那样犹犹疑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种摇摆、困惑、不安，而当玩笑怀疑的时候，他的态度较坚定，可以说有否定在里面，比较有把握的，理直气壮的。但奇怪的是，他的思想有点分裂，当他怀疑的时候，他很有主意，说他怀疑，其实他不怀疑，他已经很坚定地排斥了。但在他想去要什么的时候，他却表现出痛苦的摇摆不定。这正是他对这世界最为直接的感受。这个世界，即使一个婴儿刚生下地也不是很纯粹了，他耳朵里充满了各种声音。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别人会告诉你，你怎么做是崇高的，符合祖国利益的，怎么做是不好的，不原则的；在一个市场化、商品化的社会里，别人会告诉你，你该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香水，女人应该怎么温柔，做怎么样的妻子，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或者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到处都在告诉你，而这声音乱七八糟的。一个人要纯粹已不可能，所以我怀疑昆德拉会是纯粹的东西。不像王蒙，在1956年的时候是处在封闭的情况下，所得到的信息非常之少，只有来自一个方面的声音，即苏联。所以他的怀疑都是从他本身出来的，没人告诉他。当这种怀疑从王蒙心里生出来，他一定会害怕，会想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他有一种小心翼翼，不敢肯定，自我怀疑的态度。而昆德拉比他肯定多了。昆德拉这篇小说是在事过2o年之后写的，那时政局比较稳定，他个人也较安全，捷克和苏联也已脱钩，相对较自由，毕竟是处在一个西方社会之中，受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超过王蒙，耳闻目睹了多次欧洲现代思想运动的浪潮。他的怀疑的来源不光来于他自己，其实还是整个社会以及历史给予他的。
这个故事以几个人自述的方式，最主要的一个自述人，即主角，路德维克，是个男性。最初他在一个偏远的小城镇生活，之后考上了大学，早早人了党，成为学生中的干部，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这个人天生喜欢调侃，开玩笑，说什么话都不正经，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是一点儿不掺假，非常热情，全身心投入。他在大学里，交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也是非常纯洁，像水晶一样，一点儿杂质没有，你告诉她什么，她信什么。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的声音。女孩子在暑假里收到通知去党校学习，她非常兴奋，因为她非常要求进步，她非去不可。路德维克则有点遗憾，因为他们的爱情正发展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希望她不去，和他在一起，回家乡看母亲，都安排得很好。这女孩不行，一定要去。那么就去了党校，此后两地相思，不断通信。女孩子的信中充满了在党校生活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她喜欢这儿，出操、上课、开展自我批评，她都喜欢，而且信中一点都没流露无法与他相守的遗憾。他很扫兴，很失望，在气极的时候他就给她写了张明信片，开了个玩笑，写了句口号式的话，意思是说乐观主义精神是很有害的，打倒乐观主义精神。这张明信片被党校的领导扣下，然后事情闹大了，最后他被开除党籍、学籍。他的女友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直到党组织找他正式谈过，对他正式作出处理时，女友来找他了。原来呢，这张明信片是学校扣下来的，并不是她交上去的。只是组织找她谈话时，才将他以往的所有信件交了出去，然后组织上对她说此事要保密，于是她只能沉默。而现在组织上已对他进行了处理，已经谈开了，她觉得她应该找他谈谈，一个崇高的目的：她要拯救他。她刚看了部苏联电影名誉法庭，... -->>
这堂课我主要想谈处女作，作家的处女作。我非常重视作家的处女作。我觉得在这之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可贵的，等到作家成长起来，成熟以后，他会写下许多好的作品，可是他处女作里的一些东西却是他永远不可再得的，而且是依然具有价值的。我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我觉得它带有非常纯粹的感性，这种感性没有受到污染，有一些类似我们上堂课谈到的原始人艺术的特征，原始人世界的特征。
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完全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前人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的约束和影响，它相当自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下子面临这个世界，他的整个感官都处在张开来尽情吸收的状态。他吸收很多很多东西，而且他的吸收没有标准、榜样、借鉴，也没有经验，所以也没有约束。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和吸收力在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所吸收的东西往往是第一性的，非常重要。这种东西也许很浅，不广阔，不完整，不深刻，可是它非常重要，在于它的独立性，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始发的经验。它是非常感性的，完全从自己所闻所见出发，没有别人的经验帮助它，好像是单枪匹马闯世界，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它也没有成见。但它是不完全的，有许多破绽，也不能自圆其说，不是很周到，没有现成的概念和逻辑可以运用。它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逻辑，不一定一环扣一环，非常合理，而且它有种束手无措，似乎无法为它的东西命名。没有现成的名词，用现有的概念去套又套不上，所以它也就放弃了命名，给人们留下“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印象。这种处女作的特征非常接近于原始人的特征。
譬如陈凯歌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他自己也承认在霸王别姬以后，他还是回顾他的黄土地，他认为其中有许多很宝贵的，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东西，无论他以后走得多么远，多么成熟，可是他永远会非常珍惜的。还有张艺谋，他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热情。我一直以为张艺谋是个形式主义者，他后来的道路越来越走形式，他是从形式人手，然后达到一个人文的高度。他还是不错的。但他的红高粱中有一种以后他再也没有的热情。那种热烈的程度就好像一个少年的初恋一样，完全没有现实的考虑，奋不顾身的，忘我的境地。我觉得处女作里往往是有这种很可贵的东西。
我这里说的处女作不是指第一个作品，而是指创作者第一个阶段的作品。因为第一个作品有时候不太好说，第一个作品存在很多写作能力上的问题。他不能比较熟练地操纵语言，操纵句式，这难免妨碍他表达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处女作也许并不是他真正的，第一篇写下的处女作，他前面几篇也许根本没有发表，他只是发表了第三篇，或者第五篇。我这儿所说的处女作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篇，而是指他最初的创作时期，指这一个时期里的作品。
我已经肯定了处女作具有原始人世界的特征，那种刚看见太阳升起来，不懂得其中道理，只是觉得特别热，特别光亮，特别热情，特别兴奋的感受。可它确实也和原始人世界有区别，区别在于他天生有一种批评精神。因为他毕竟和原始人的背景是不同的，他所处的环境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或说意识形态的，已经有了规矩，已经成章成句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原始人面对的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这个世界已经比较成型，比如说国家已经把人类组织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政体又为人类规定组织原则，求生发展的需要还向人类提出了伦理道德的要求。所以在今天人与生俱来就在一个有规矩的社会里面，受到各方面的约束，不像原始人一出生就是一滩漫流的水，而人一出生已经是河床里的水了，不是漫流的，已经在一个渠道里了。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每一个新生儿天生就带有一种行为思想的规定，范围和约束，他要去创造心灵世界毕竟不那么自由，不可能像原始人那样绝对地自由，他的自由表现在首先举行了挣脱，就是批评的武器，他觉得周围一切于他是种束缚、对立，他必须要反抗。所以我们常说，少年总是愤怒的，他们总要背叛什么，反抗什么，这似乎是他们的天性。
然后，我以为批评的武器有两种：一种是否定，一种是怀疑。当然我在课上所说的一切都带有和同学们探讨的意思，不是绝对的。但我在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也许会使用极端的语气和例子去强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比出高低的话，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因为你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来说，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那么激烈、强烈，但包括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之中怀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言之中。但是当怀疑的精神成为主义之后，就有些不讲道理了：你们肯定的我就要怀疑，从各个方面推敲你。所以我特别重视处女作里的怀疑精神。这是一种真实的怀疑。这之中真是有一种痛苦，是从生命之中激发出来的。它对这个世界感到困惑，不能理解，但它满心充满了良善的愿望，它想去接受，可是受到阻碍。所以我比较重视处女作之中的怀疑精神，而不是后来成为主义的、艺术家高举的旗帜的那种怀疑主义。现在我想举几部作品作例子。
首先，我想举的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出生在1934年，这篇小说是他1956年创作的，当时他22岁。从发表的时间看，应该算是他的处女作。但我估计王蒙写作的经历在这之前已经开始，这只是他在此处女作阶段的一个比较成熟因而得以问世的作品。1956年的时代对我来说也有点陌生，对你们更不用说了，这时代我想是一个非常生气蓬勃的共知国的新生时期。1949年建国，1956年离它只有七年时间，处在一个新生时期。当时的年轻人，像当年的王蒙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处在这个特别向上，特别热情的，和共和国保持同步的状态，他们是从内心里面拥护、热爱祖国，热爱共产主义的理想。
同时，王蒙整个文化观念受到了苏联文学很大的影响。无论苏联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对他们的文学我们怎样批评，苏联的文学以及他们所承继的俄罗斯文化里面那种崇高的观念却无法忽视，这种观念是非常强大的。王蒙这批年轻人，在他们的思想、情感方面，非常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崇高，有理想，追求真理，虽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可他们一心地要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则很戏剧性的，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右派作家。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林震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教师，年轻共产党员，新调到了一个区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主要是管理党的建设，包括人党、整风等问题。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从一个小学校，一个很单纯的环境被派到了区委的组织部工作。他怀着非常大的热情和希望，共产党对于他非常神圣，而他现在要做党的工作了。他觉得神圣得不得了，他去时随身带了一本书，一本苏联小说，名叫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本书我也读过，可说在那个时代非常红的一本书。
它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即总农艺师、她参加了集体农庄之后，和拖拉机站长进行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女孩子非常勇敢，独身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付出了代价。这个女孩子叫娜斯佳，那位叫林震的小伙子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了“我要做娜斯佳那样的人，像娜斯佳那样生活”这样的话。他一心想投入到一场壮丽的事业中去，可他所面临的组织部，充斥着非常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当他下到基层去调查，去发展党组织时，他发觉下面的情况非常不如人意。最使他失望的是，他们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是一个很聪明、智慧、透彻的人，他把什么事情，党、党的组织都看得非常透彻。他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一点不掺假的。当林震和这个副部长接触时，便非常奇怪一个搞党的工作的革命者会那么没有热情，面对那样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局面，他却泰然处之。林震的疑惑非常强烈，更困难的还在于他所面对的官僚主义并不像小说里那么明确和清晰，他仅是感觉到一股非常平庸的空气，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好和不好都不那么区分明确。部里有一个女同志，年龄比他大，在组织部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她向林震描绘那些老资格的工作者：“他们的缺点散布在他们工作的成绩里面，就想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这样子，他无法去过滤它，把好坏清楚地过滤出来。
这时他发现有两个世界，都是他无法解释的，一个是小说的世界，那么清清楚楚的，好是好，坏是坏，前进是前进，退步是退步，而另一个生活的世界，却是那么含糊，他觉得这个世界实在不对劲，但他指不出来。他有时候站在局外，站在院子里，听见打字机哒哒响，开会的报告声和发言声，电话叮铃铃响，人们跑进跑出，不禁感受到组织部的沸腾的气氛，使他挺感动，但当他走进去，又抓不住了，到处是琐碎事物，平庸气息，每个人都抱着公事公办的态度在履行其义务，仅此而已。就是这么一个很平庸的组织部，居然是在为党工作，并且产生成果，尽管成果不能使他满意。比如说他们解除了一个有问题的厂长的职务，对他进行了处理，且发展了党员，写出了很多报告，工作还是在前进，速度虽不尽如人意吧，但毕竟没有退步，还是在进步。
但整个气氛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其中有一个场面写得非常好。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组织部开会，终于决定处分这个有问题的基层厂长。这天晚上，开完会后，组织部副部长，叫刘世吾的，老党员，和林震一起去吃了夜宵。这段写得非常感性，一种又亲近又疏离的感伤气氛，又复杂又单纯，触手可及，如同手能摸到一样，我喜欢把它形容成一种“贴肤”的感觉。他们俩在一个小铺子里，要了馄饨，老党员还要了白酒，他喝了口酒之后，说话了，说他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党的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并不轻松。他开始叹苦经，说自己的经历，然后他问小伙子今天是几号，是5月20号，老党员就说噢5月20号，9年前的今天，青年军208师打坏了他的腿。这时候林震忽然发现，他眼中的一个平庸世故的老党员，实际上有着壮丽的过去，流过鲜血。林震他还没有见过鲜血呢。当革命在局部进行时，那么烦琐，平常，可是壮丽的事业也就此发生。那天晚上的谈心，刘世吾很动感情，他说了些心里话：“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我们是党的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时候的林震，他所有的判断力都失去了，他陷入了真正的怀疑之中，他没有判断力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他所激烈批评过的前辈说的这些话使他看到他的也是非常热情的过去，单纯的过去。
那么他怎么解释今天呢？又如何判断今天的好坏？今天，你说他不对，他又明明在创造成绩。正好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与爱情有关的事。那个叫赵惠茹的女同志，比他年长，对他非常亲切，使他到了新单位感到温暖。他到她家去，就身心感到休息和安慰。这时候却有了传言。
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这个副部长告诉他：你要注意些，她对你的感情有些不对劲了。这对他又是个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还不懂得爱情，他非常年轻，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女之爱，他一下子面临了一个新问题。
他回到宿舍里，坐到床上，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他陷入一种忧伤的心境，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整个人都陷入一个迷宫似的情景中去了。这时候王蒙在文中表现出的一种少年人的心境是非常动人的。
他不是成年人，辨别不了是非，可这些麻烦都围绕着他，使他无法脱身，他根本不懂得爱，可他碰到的第一件感情的事是这样的，他无法判断那女同志是对他好，还是别的什么，他自己对她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处女作里表现的感情，根本不是我们后来所能表达的，后来爱情这个词已经被说滑了，随便就能出来，而且对爱情有很多解释，很多定义，写爱情可以写整整几本书，可以成篇成篇地去表达爱情，可是全都没有像处女作里面那种小心翼翼的心情，他简直不敢去触动那话题，他不敢碰它，一碰就难过，这种忧伤是不可名状的，因为理性还没有来临。一切事情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就这么混在一起，像灰尘里面的优点一样，这里面充斥的是一种温柔的怀疑。怀疑的尖锐性是掩埋在温柔底下的。这部小说的心灵世界我很难为它作进一步描绘，似乎它还来不及建立一个心灵世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做那种将世界打散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的工作，所以就很痛苦，就像一个孩子面临一个强大的、牢固的世界，这个世界用钢筋、水泥构造得极为坚固了，根本无法撼动它，他痛苦的目光只是从它上面拂过，他满心充满爱，想去爱这个世界，可却受到打击，受到对抗，他满心充满了善良的愿望，想和这世界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可是不行，他也不知道不行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决断去把这世界打个粉碎。他只是用他的目光，留恋地痛苦地敲击。这怀疑对他的折磨非常强大，因这怀疑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结论。每个少男少女初次面对社会时，都会有这类惶惑的心情。谁都没有错，可他就是受挫。就是在这种怀疑之中，产生了一个世界，这世界不那么完整，像我将要逐步谈到的名著，它们所构造的世界完整而有逻辑。它却是摇摇欲坠，像烟雾一般一碰就散，但它确实存在了，存在于一个肯定又脆弱的气氛之中。这是王蒙的一篇小说，这个例子比较单纯，比较简单一些，接下来我想举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例子。
这个作家我想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当代非常重要的作家，一个捷克人。我要分析的是他的玩笑，这部小说就更难说是否是他的第一篇了，但确实是他最初阶段的作品，长篇里的第一部，我坚持将其作为处女作，是因为其中带有很强的处女作的特征。我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不是那么非常的高，我觉得他是很有趣的作家，很有意思，当然是个很重要的作家。我觉得在当代，20世纪的作家，都很难对他们有很高的估价，我觉得他们创造的困难越来越大，自由越来越少，与现实贴得太近，无法创造一个如亚里士多得所说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世界。米兰昆德拉的后来最有名的作品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比较著名，表达他的人生观，哲学观相当流利，写得非常帅，非常漂亮，相当不错。但在玩笑当中有种非常动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后来的作品里面慢慢消失了。他后面的作品充满了思辨，思辨能力非常之强，而那种感性的东西，却是在玩笑里面，非常能打动我。在玩笑中，怀疑精神已比较成熟，比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要有主见多了，他不像王蒙那样犹犹疑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种摇摆、困惑、不安，而当玩笑怀疑的时候，他的态度较坚定，可以说有否定在里面，比较有把握的，理直气壮的。但奇怪的是，他的思想有点分裂，当他怀疑的时候，他很有主意，说他怀疑，其实他不怀疑，他已经很坚定地排斥了。但在他想去要什么的时候，他却表现出痛苦的摇摆不定。这正是他对这世界最为直接的感受。这个世界，即使一个婴儿刚生下地也不是很纯粹了，他耳朵里充满了各种声音。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别人会告诉你，你怎么做是崇高的，符合祖国利益的，怎么做是不好的，不原则的；在一个市场化、商品化的社会里，别人会告诉你，你该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香水，女人应该怎么温柔，做怎么样的妻子，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或者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到处都在告诉你，而这声音乱七八糟的。一个人要纯粹已不可能，所以我怀疑昆德拉会是纯粹的东西。不像王蒙，在1956年的时候是处在封闭的情况下，所得到的信息非常之少，只有来自一个方面的声音，即苏联。所以他的怀疑都是从他本身出来的，没人告诉他。当这种怀疑从王蒙心里生出来，他一定会害怕，会想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他有一种小心翼翼，不敢肯定，自我怀疑的态度。而昆德拉比他肯定多了。昆德拉这篇小说是在事过2o年之后写的，那时政局比较稳定，他个人也较安全，捷克和苏联也已脱钩，相对较自由，毕竟是处在一个西方社会之中，受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超过王蒙，耳闻目睹了多次欧洲现代思想运动的浪潮。他的怀疑的来源不光来于他自己，其实还是整个社会以及历史给予他的。
这个故事以几个人自述的方式，最主要的一个自述人，即主角，路德维克，是个男性。最初他在一个偏远的小城镇生活，之后考上了大学，早早人了党，成为学生中的干部，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这个人天生喜欢调侃，开玩笑，说什么话都不正经，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是一点儿不掺假，非常热情，全身心投入。他在大学里，交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也是非常纯洁，像水晶一样，一点儿杂质没有，你告诉她什么，她信什么。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的声音。女孩子在暑假里收到通知去党校学习，她非常兴奋，因为她非常要求进步，她非去不可。路德维克则有点遗憾，因为他们的爱情正发展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希望她不去，和他在一起，回家乡看母亲，都安排得很好。这女孩不行，一定要去。那么就去了党校，此后两地相思，不断通信。女孩子的信中充满了在党校生活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她喜欢这儿，出操、上课、开展自我批评，她都喜欢，而且信中一点都没流露无法与他相守的遗憾。他很扫兴，很失望，在气极的时候他就给她写了张明信片，开了个玩笑，写了句口号式的话，意思是说乐观主义精神是很有害的，打倒乐观主义精神。这张明信片被党校的领导扣下，然后事情闹大了，最后他被开除党籍、学籍。他的女友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直到党组织找他正式谈过，对他正式作出处理时，女友来找他了。原来呢，这张明信片是学校扣下来的，并不是她交上去的。只是组织找她谈话时，才将他以往的所有信件交了出去，然后组织上对她说此事要保密，于是她只能沉默。而现在组织上已对他进行了处理，已经谈开了，她觉得她应该找他谈谈，一个崇高的目的：她要拯救他。她刚看了部苏联电影名誉法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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