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四章一九二七年大发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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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福后的一年里，生活中有几件小事和一大发现。居住在家乡，他容易陷入老习惯中。他经常到熟悉的树林里去作长足散步。他非常烦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离开奥克斯福到新奥尔良去，或者往往是和菲尔斯通一道去孟菲斯。因为爱斯蒂尔弗兰克林又和她的双亲住在奥克斯福，福克纳定期去看她。她和科尔尼尔弗兰克林时而分离，时而住在一块儿，这样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开始了一个闹离婚的长过程。她离结婚的时间越久，夫妻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福克纳知道，她比以往更依赖着自己。有时，他感到和她的关系密切了，几乎和以前那么亲密。他长期以来怀疑的事，如今却弄明白了：他不久就必须决定是否要娶她。但是和海伦白尔德的关系仍萦绕心头，他感到不安。他在奥克斯福或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仍然去见见其他女人。
然而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奥克斯福，并用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四月底，蚊群发表时，他与斯普拉特林在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著名的克利奥尔人一书的合作写稿也告结束。这时他用手写作了一部作品，题为希望树的童话故事，装订起来，寄给了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已开始了两个新的计划。他在上午工作得最好，往往到中午时分，他已写作了五、六个小时。一部新小说问世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市面行销，另一部新小说正在顺利写作，他兴致勃勃。而且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越来越感到信心十足。在战争刚结束后那几年里，他已经发现“靠写书维生？”可能是他的“命运”从一九二五年初到一九二六年底这些月份里，他在新奥尔良、巴黎和帕斯卡哥拉时，就已经更明确地发现，那种命运的意义所在。他已逐渐开始去驾驭他对艺术所感到的矛盾心理。他迫切需要创作——为他心中的“梦想与烈火”服务。但是他既想要“将这个梦？在大理石上或声音里，在油画布上或纸上，塑造出来，又想要生活。”象他的梦幻一样，它还是不成形的，也象他的梦幻一样，他要使之具有形状：“我自己欢笑、奋斗和哭泣，也只是从痛苦中出来的一块不成形的湿土。”原先，他的矛盾的感情已使他一方面在宁静和沉默寡言的经验与另一方面在炮火和机翼的经验之间翻来复去。后来，这些经验既写进了爱尔梅的语言与情节中，也写到了蚊群中去。他有点希望使自己生龙活虎地在社会上生活着，逗惹俊俏的佳人并且干一番伟大的冒险，这就倾向于对语言的怀疑。“你开始用事实和行动代替语言，”在蚊群中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象这个憔悴的戴绿帽子的男人每天晚上带着十日谈到床上去。”
福克纳所实行的几种代替方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委身于此的），使他怀疑他所努力去加以掌握的手段。有时他几乎象这个郁郁寡欢的艺术家的化身。使他苦恼的并不是这个艺术家的具有优越感的推断，而是他的手段和职业的性质。他决不需要以除物质外，不再对“自己的感情与经验感兴趣的方法”使自己为艺术作准备。他更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人，创作“一个荒唐的故事以便给自己一种存在的幻觉”但是由于几个原因，小说比诗歌要自由些，并且更富于表现力，结果是，他竭力克服自己本身的阻力。他带到新奥尔良的计划是绿色的枝条，他把在那儿找到的那些作品：几个短篇著作和士兵们的报酬搁置一旁。他避免对放弃诗歌作任何戏剧性的决定，他继续写散文，首先在巴黎写爱尔梅，随后在帕斯卡哥拉写蚊群。对蚊群的写作，特别是道森费尔柴尔德的塑造，成了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对职业的适合性与方法的怀疑将持续他的整个一生，然而他的信心已经可以胜过怀疑。费尔柴尔德将语言说成是行动的代替之后，接着说“虽然它们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们可以带来幸福的结合”从而“产生某种活着的东西’。
福克纳认为，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天赋与艺术才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开始满怀信心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地进行。总的说来，他以后的三个计划显然是针对目前展开在他面前的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亚伯拉罕父亲包含着他的斯诺普斯家世小说的幼芽，他在这部书里开始写作正在改变着南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坟墓中的旗帜已改名为萨多里斯。在这部书中，他开始利用地区和家庭的传奇与传说。声音与愤怒成了他的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他在这书里回溯了他早年时期这个家庭的结构和他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小说部分地以扩大艺术活力来源的思想赋予他作为职业的艺术活力以新的思想。在士兵们的报酬中，他试探地，在蚊群中则更大胆地，用他的小说引起他的兴趣，然后放弃自己作诗人的念头。在这个过程中，他料到他要采取的这个步骤是要对地方、家庭和自己进行研究，这就使他的写作成为行动的方法而不是代替，一种冒险的方式而不是遁词。
“写诗”如诺尔索普弗莱所指明的“要花去他很大的意志力，但是他的部分意志力必须用以松弛其意志，这就使他的大部分写作是自然而然地写出的。”为什么福克纳在进行写作的第二部分中更倾向于小说而不是诗歌，这还有待时间去证明，但是开端的这个主张是与他童年时所听见和讲的故事有关。特别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他开始大大利用老故事，并讲到他青少年时讲的故事。他回复到他早年的口头传统时，也退回到童年时读过的包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作的著作。他几年的阅读集中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著作，他的写作表明了那种阅读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其有意识地探索意识与想象力的结构对生活的表面和实质所起的作用，自觉地检查作为戏剧的手段的语言的作用以及自觉地显示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但是这些见解，尽管很时髦，却并不新鲜，至少应该回溯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因而回到产生这部小说的时代。因而当福克纳回到他青年时的口头和书面的传统时，变化的与其说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不如说是他对那些问题的认识深度，或者变化更大的是他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们对他思想的感染。如他后来说的，他发现自己宁愿选择“令人不快的双关的俏皮话、不好的史实记载”和威廉莎士比亚对华脱佩特尔的烦恼与苦恼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趣话。此外，他显然在亚伯拉罕父亲中，但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回到了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们的传统，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传统，他表现出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伟大冲击力量：意志不仅“以想象力再现历史现实的方法”反映出而且掌握着“那险恶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迷惑的历史真实”
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传统和口头传统一起加强了他所培植的经验的双重信念，因而有助于使他既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意象主义者。其结果，他对小说的概念显然是广泛的。在这种概念中，他可以表现他本身的幻想境界的自发力量，甚至当他努力去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环境时也是如此。对比之下，他关于诗的概念却仍然是刻板而贫乏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把舍伍德安德森对作家的一些界说认为是安德森自己的尽善尽美的信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纯洁性”的信念。安德森在慢慢费力地对“精确进行的摸索”本身表现为对优美的风格、对纯艺术的探索，福克纳将这种探索与‘被控制，甚至被抑制的”语汇与语言力相联系。人们可能对安德森的叙述有所争议，或者甚至怀疑福克纳在向安德森学习探索优美风格方面的危害作用方面学得多了，可仍然认识到，福克纳的词语作为区别他自己作为诗人方面的实践与作为小说家的实践是有用处的。尽管他写作实践的范围扩大了，诗歌对于福克纳来说几乎仍然是完全出于他的意志的表现并且是受到控制的，就是说，是受到抑制的。终其一生，他显然认为诗歌是“文学”并且是极其抽象的文学。他在一九五五年说，诗人“所处理的事情是那么纯粹和深奥，以致你不能说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他处理普遍性的事物。”关于诗歌思想的主旨，关于纯洁与普遍性的主旨，使福克纳几乎不能接触任何事情，留给他的只是他自己更明显的情感和其他诗人的语言。他对其他作家模仿的习惯开始是一种合适的策略，不料却成了一种借口。同样，他修改和整理他的诗歌的习惯开始是锻炼性的自修，不料却成了精心的拖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依然是个献身的艺人；他的稿子，甚至相当轻松地写的当我弥留之际的那部书稿，显然是一个作家不惜艰苦劳动以提高其艺术价值的产物。它并不是毫不经心，也不是意志力的松弛。它是深奥意义和纯洁风格的一种非常自觉的紧张的探索的一个陈述。这个方法证明在散文里使用较为容易。
事实证明，福克纳得到一种自信的新思想。“我断定，我似乎觉得，”他在一九四一年写道“我老早就知道某些事情值得讲，比我老早就干了好些，尽管它是需要讲的，蹩里蹩脚地讲甚至比不讲好。”显然，这里讲的自信心，是就需要讲的事情的重要性及其含义而言，它具有一种深刻的自信心的意思。然而在福克纳的公式里，我是最高的意识，等待要讲的事物比起意识来，又是最为深刻的：似乎他要去相信的本质较少地是意志和意向的本质，而较多地是包括需要、愿望与包括回忆的语言在内的回忆的本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柯尔德菲尔德小姐回顾其童年时期“乖戾而坚强的孤寂”生活时，认为当时受到的教育少，只是“在我能听懂和理解之前，甚至在我听之前，让我去听罢了。”象一切伟大的小说一样，福克纳所处理的是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因而是知道得不完全的事物；但是也象上切伟大的小说一样，它也处理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周围的，然而害怕加以承认的事物。假若为我们所不完全知道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需要伟大的预见性和大的才华的话，那么为我们所抵制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则需要大的勇气。因为那两种词汇的发现，哪怕是间接的和隐讳的词汇的发现都显然是有好处的。
福克纳在同样的论述中，用纯洁、深奥和普遍性给诗人下定义，他接着说，小说家“处理的是自己的传统”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已开始想到自己要当作家。他后来发现，散文似的小说是他适合的手段。虽然这些事实至关重要，然而比起他把自己叫作乡下人一事，就不那么具有特色了。几年后，他回顾在新奥尔良和在欧洲的岁月，他把自己描绘成过着纯粹流亡形式的生活——“一个流浪者、一个无害的一无所有的浪人”他蔑视地位的重要引人注目。虽然这幅图画对于福克纳的实际经历有所夸张，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他引人注目的申诉是没有根据的。早先他在题为野鹅的一首诗和题为如今，我干什么？的一个故事中的片断中，赞美一些鹅疯狂而寂寞地逃跑。后来，在当我弥留之际里，他将爱地邦德任对自由与美好的渴望与那黑暗中传来的“微弱、尖细而又激越的”一些鹅的叫声相联系。他知道，逃跑既可作为个人的手段，也是文学的源泉。流亡是他那一代的作家们的最突出的主题和典型。它假着不是一个明显的可采用的事物的话，就毫不足取了。对艾略特来说，它意味着给予了一个新的故乡：对乔伊斯、庞德和海明威来说则是一些新的故乡；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它暗示重新下的大界说和英雄的前景以及新的心境和腔调。但是福克纳发现，他的经历将是不相同的：他必然会在生活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尝到流亡的滋味。我们观察了他的事业，在观察中了解到他的事业在他一生中的极重要的地位之后，知道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散见着一些预感：其事件具有他的特色，其人物是同他居住在一地的。这些预感使他发现一种不可避免的意识。一九二五年四月，他住在新奥尔良时，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品，他“不管是什么神”的缘故，使他成了扎根于乡土的一个乡下人。他感到自己正如别人对他的了解一样。“你是个乡下青年，”舍伍德安德森说“你所了解的是你出生的密西西比州里的那一小块地。”然而说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这句话，并不是讲那儿是他所需要的一切。象安德森一样，从几个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继承者，其中的一个方面包括他认为，人类需要在生活中扩大其想象力。从这个信念出发，就导致了他们对传奇故事的共同爱好。他们两人都把现代社会的陈腐与其太迷恋于事实从而损害了想象力相联系；或者引用安德森在两面人杂志上的作品中的一句话：与未能发现“想象力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时机”相联系。
然而福克纳明白，他自己的危险在于对想象力的相当迷恋损害了事实。他比大多数作家更害怕简单的自我沉迷——他原先把这叫做对自我的“病态兴趣”如爱尔梅中清楚地表明的，他在流亡中倾向于退缩到自我中去。此外，他害怕抽象，这是他在戈登中所引人注目的危险之一。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需要风俗和社会习俗，故事与传说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由于他的敏感，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很熟悉的作用，他了解的社会风俗和当地的故事越多，它们就更加吸引和引起他的注意。他叙述他的想象过程的词——“将现实升华到不足凭信的程度”——将他自己的实践与戈登的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在内容上也表明，他回到“乡土”代表着他向“实际的”转变，他将实际与地点联系了起来。回到奥克斯福，他恢复了旧的爱好并且找些零活干。他上午写作，下午和傍晚玩高尔夫球或狩猎，听故事或讲故事。他有时干油漆房屋和招牌的活。和消遣娱乐不同，零活使他挣来所需要的钱。但是和消遣娱乐一样，干零活是使他自己变成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和拉法耶特县的“居民”的战略的一部分。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仍然深感矛盾：社会吸引着他，他可以一半地进入；社会冒犯着他，他感到不安并退缩回去。他知道，他需要了解他的社会的详细情节，他的部分精力仍然深愿献身于此。然而当苦恼、压力或冒犯加紧起来的时候，如他的一个弟弟所说的，他就改变一下。并进入了“幻想的世界”
反过来，杰姆士乔伊斯在其戏剧性的流亡中，只是通过遥远的窗户开始谛视其所失去的家园，福克纳回到家乡就保证他要立即对家乡的一切瞧个没完。他非常强烈地感到离乡别井之苦，这使他意识到需要呆在家乡，避免某种更长久的浪迹。其结果，假若不是故意地，他的回来仍构成了一箭双雕的策略。因为它不仅保证了他可以投身现实；它也加强了使他将现实升华的需要。几年以后，他暗中将对他的地区的献身与他在邮局的局促联系了起来——“象邮票大小的我的故土”实际上，他不仅将他的地区与不毛相联系，或者与象他一度叫做的“南方人生活的一无所有”相联系，而且也与外部的压力相联系。“他由此迸发出这首诗。”斯蒂文斯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那不是我自己的家乡。”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他的归来使他委身于这个地方。然而他决不能完全变成他的家乡。他战后归来发现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家乡，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是回到了家。”这是他经历了多次的经验。终其一生，他连续经历了远走他乡，这在几种意义上使奥克斯福成了“暂时的住址”奥克斯福的现状：供应来源和消遣、娱乐也是因一无所有而来的一种医力，这种压力来自本地，刺激着短途旅游。退回到一间小屋或书斋里去（在罗万俄克的那个书斋故意修得朴朴素素，几乎是四壁萧然，回忆起来与其说是一无所有，不如说是跟和尚的禅房一样），握着象征性的球形门把手，他进入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环境。他在那儿进行着他称为“独个的”劳动，然而在那儿干活没有任何“寂寞之感”后来，他将想象的境界置诸脑后，回到了奥克斯福和拉法那特县。他一直走到市广场，仔细端详南部联邦支持者烈士纪念碑。他到几条河流附近去观赏鹿群。他往复于想象境界和现实之间，首先对这一个表示忠诚，然后又倾向于另一个。他认为，地点的观念不仅使他心理上得到平衡，而且还助长和抑制着摆动。
假若福克纳不是那么二心不定，他本可以象亨利，杰姆士一样，达到“他的文学与他的自我”的实际上的融合。他没有那样，他的命运是培养一种区分。他说，一个作家“当他是作家时是一码事，？当他是社会上的一个居民时是另一码事”有时，作为作家的福克纳使作为居民的福克纳成了他的有效的标记——如他对花花公子与放荡不羁的人所作的戏剧性描写就是如此。但是他文学上的自我意识越坚定，他的角色变化就更大。他后来的大部分戏剧性描述——关于飞行员、农场主和狩猎俱乐部成员的描述——就是对不愿被看见的他自己的社会形象的表达。后来，他习惯于把自己不仅叫做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家，就象卡洛斯威廉斯是医生兼诗人一样，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个农场主。在这个过程中，他模糊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不过靠行医过活，福克纳却不以当农场主来维持生计。福克纳靠写作和偶尔于零活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使金钱成了一个大问题。象他的飞机、船只、马和农场，都是用他写作挣的钱买来的，而且这些东西又会有其他花消。虽然他有点紧张或使能力得以恢复，他从而可以进行写作，虽然他的活动，包括耕作的活动在内，没有一项是有报酬的，然而它们仍然是他所过的分裂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浪迹的岁月里和在这之前，福克纳写了些故事，其背景是未加说明的南方农村。但是在他刚回到奥克斯福后开始的计划中，他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费力地将自己所幻想的世界与他决不能完全接受的这个地区既联系起来又加以区别。假若这个幻想的世界，假如可能而且应该有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天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但并不是目的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静谧的藏身之处”而不是一个人间的天国。象弗洛斯特的“莽莽白桦林”一样，福克纳常常梦想去到或“爬上天堂”但是他也害怕他那半假设性的愿望把他摄走，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他那更深刻的、范围更广的梦想是“去了又回来的”他的两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仅具有生活的前景，而且是贫困的威胁，甚至是灭亡。因此他看见的可能性是动荡不定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世界都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充分的补救。假若一个世界要他作想象的飞行或俯冲，使他可以指望适应与控制，那么另一个世界则要求他可以享受经验主义的欢乐并同意他的变动和变化。他最深刻的认识是假若他既可以飞行又能得到欢乐的话，他就既需要生活，也需要他的艺术。于是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折衷，他的艺术成为另一种。
福克纳发现在奥克斯福不仅有职业和娱乐，而且还有从外面来的压力，他几乎立即变成了多产作家。二月中旬，他写信给霍拉斯李渥内特说，他正在写“两个作品：一部小说和关于我们镇上人们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几周之前，菲尔斯通写了一条新闻，记述了福克纳计划中的两个，都是以下美国南方为背景”——一个是“典型的南部的贫苦白人的”一个大家庭的喜剧故事，另一个是“贵族的勇武而命运乖蹇的萨多里斯家的故事”随后几个月，福克纳旅行通过了这块他首先叫做约康纳的地区到了他后来叫做约克纳帕陶法的这个领域。
那次旅行开始，他决心塑造他回到的那个地区的社会的一个“引起人们回忆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开始时，他写作“没有多少目的性”后来他认识到，为了使他的作品唤起人们注意，他必须使其具有个性。他几乎立即开始搜集一些人物的材料。有些人物是他“虚构的”另外一些人物是他从童年时听到的“故事里塑造出来的”因为他们部分地是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所组成的，他的人物引起了对他决不能全部接受然而又害怕失去的这个社会的回忆。但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也由“他们应该有而实际没有的人们”组成，他们属于他的思想和愿望的世界；这是一个他希望将来会有的世界。“每个艺术家的目的，”他说，在于“活动就是生活，用摹拟的方法止住活动，并使之固定起来，以致一百年以后，一个陌生人看见它时，它又跃然纸上，因为它就是生活。”然而他所要求的不仅是生活的形象；它是提高了的生活的形象。他需要表明，假定有时机和需要，这些人物“能够作什么”和“会作什么”也许甚至没人在场“对其行动进行记录时”也会那样干的。
福克纳将其艺术的精华置于这种振荡中。创作意味着按生活原来面貌描述形象，又以它“应该象什么”来加以修改。早先他在魏拉德宏丁顿莱特著的题为创作意志一书中发现了对艺术家的定义为：“抓住了他的特定社会的本质、真实情况和记实小说资料并将其塑造为他们的新社会。”象那样的某些事情就是他所探索的。人为加工提供动作和结构，提供情节，这是一种恢复，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炼”和一种统一性，一种完成“我们决不能使其圆满的事情”的完成。在这个缩小了的社会里“回溯到由于细微失掉使其变为单纯的时刻”明显的典型、英雄的前景、甚至被禁止的完成——精炼和圆满一较为容易。但是因而简单化了的这个社会“去掉了蚊子的、平头钉和碎玻璃的”经验，抑制和禁忌“只留下和平的愉快的事情”或戏剧性的、英雄的人物，福克纳支持的“不是现在，而是过去”那样的缩减并不使他感兴趣。差强人意的是，塑造的典型必须唤起和熟悉每件事情。象矫正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加强和改正；象完成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表演、被禁止的完成以及不可能的行动。
结果弄清楚了，福克纳准备的行动是使他不仅能接近整个复杂的传统而且达到更高的觉悟水平；不仅接近旧故事和讲故事，而且接近被埋藏的回忆和愿望。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认为，安德森的榜样教育着他要避免精确和纯洁的危险。他认为，安德森的建议有助于使他成了一个地区主义者：“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了解其现在和出生以来的过去。”然而将存在置于继承与阅历之下的这个公式暗示着，福克纳回到密西西比也就是回到他的童年和家庭。
福克纳本着一个大发现的思想进行写作，他同时进行两个计划的工作，一个代表着要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的一种努力；另一个代表着要熟悉家庭传统和个人看法以及社会势力的一种努力。这些计划的第一个是处理斯诺普斯家庭的题为亚伯拉罕父亲的作品。背景已是法国人崩德，这是给祖籍假如不是法国，也是“外国’的一个男人取的名字；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阿姆斯蒂德家族的人们和小约翰家族的人们，已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血统”；弗莱姆斯诺普斯已在竭力使凡尔纳家族的人们离开家乡；他那绵延的家庭的成员埃克和杜威元帅来自各地。甚至流动的售货员vk拉特利夫也在，虽然他的名字叫vk苏拉特。
亚伯拉罕父亲是粗糙的而且没有写完。福克纳的各种开头暗示着，他放弃它表明他还无力支配他所发现的东西。但是亚伯拉罕父亲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过去似乎是遥远的，而且大部分已经逝去，它属于一个前程远大的无名的男人。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的家庭、奴隶和光辉也都逝去了，他那辽阔的田地被划分成小块的无法维持的农场，又慢慢地长出了丛莽，给他留下的唯有河床（他已将河床清理），？和一幢庞大的殖民地房屋的架子。”魏尔凡尔纳是当时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那就是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凡尔纳是个相当有能力、财富殷实，然而又不尚虚荣的人。他的地位注定要给弗莱姆斯诺普斯夺去。斯诺普斯是“一个成员繁衍的不定居的部族家庭”的首领，这个家庭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无计谋生的佃农们长久以来传宗接代所传下来的”所以这部作品一开头就有几个人物与后来产生斯诺普斯的故事与小说的历史渊源有关。弗莱姆已经在走向银行行长的地位，他已是狄更所与巴尔扎克的十丸世纪的伟大英雄们的一个温和然而又冷酷无情的后裔。象他们一样，他让自己沉迷于发财致富。有鉴于他们企图进入他的社会，分沾其权力与财富，弗莱姆决心攫取他的社会的财产，这就是他终于将这个共同体加以摧毁的原因，这个共同体是其成员为其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也是接着终于遭到毁灭的原因。
福克纳从自己的经验和早期的阅读中，已经密切注意到，当家庭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势力向个人生活进行袭击时，这些势力之间的十分重要的紧张关系。当他们刺激着行动和表明想象力的结构时，他也密切注意到个人的需要与愿望。概括地说，在十九世纪，小说的中心已经从意识移开了，小说怎样按照周围的世界去塑造周围的世界，它怎样以其特定的严肃和充分的具体化向着意识冲击。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认为，想象力与社会和历史的结合减轻着自我意识、自我内省的小说。他们所完成的仍然是再下界说，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如罗伯特阿尔塔指出的，他们的著作表现为，他们自己的幻想世界的自主力量，即使当他们努力在塑造当代社会的世界的“一个真正形象”时也是如此。
尽管在时间与地点有着明显的差别，威胁过狄更斯与巴尔扎克的势力——战争及关于战争的谣传，经济生活的剧烈改组、金钱、权力和威信从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迅速的技术变化和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其中许多同样是苦恼着福克纳的势力。福克纳知道“任何事情不管似乎怎么漂亮，它不能持久，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那就是死亡。”他也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杂七杂八的一个袋。在这个消逝着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宏伟庄严（“绚烂美好的事情，那是人们过去的一部分，”但这些事情的“变化必然是灭亡”），而且也看见了残忍（为了使大地长出某些东西，可以为了“赢利”而出卖，宁愿去奴役一个民族和毁坏旷野。）在正在显现出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粗俗下流（“斯诺普斯的企图是相当卑鄙的，他光想赚钱，并不考虑怎么个挣法”），也看到了力量（甚至他厌恶其所采取的方式，他也羡慕力量）。因此他的想法是分歧的，他开始用华丽的词藻不仅将他周围的复杂社会调和了起来，而且也把他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复杂的反映带上温和的色彩。他的进取心规模宏伟（他把重点放在自己正在创造的这个王国上），表明他的语言艺术的力量甚至可胜过最具挑衅性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需要他正在塑造的这个社会具有他所知道的这个社会的突出特... -->>
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福后的一年里，生活中有几件小事和一大发现。居住在家乡，他容易陷入老习惯中。他经常到熟悉的树林里去作长足散步。他非常烦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离开奥克斯福到新奥尔良去，或者往往是和菲尔斯通一道去孟菲斯。因为爱斯蒂尔弗兰克林又和她的双亲住在奥克斯福，福克纳定期去看她。她和科尔尼尔弗兰克林时而分离，时而住在一块儿，这样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开始了一个闹离婚的长过程。她离结婚的时间越久，夫妻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福克纳知道，她比以往更依赖着自己。有时，他感到和她的关系密切了，几乎和以前那么亲密。他长期以来怀疑的事，如今却弄明白了：他不久就必须决定是否要娶她。但是和海伦白尔德的关系仍萦绕心头，他感到不安。他在奥克斯福或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仍然去见见其他女人。
然而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奥克斯福，并用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四月底，蚊群发表时，他与斯普拉特林在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著名的克利奥尔人一书的合作写稿也告结束。这时他用手写作了一部作品，题为希望树的童话故事，装订起来，寄给了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已开始了两个新的计划。他在上午工作得最好，往往到中午时分，他已写作了五、六个小时。一部新小说问世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市面行销，另一部新小说正在顺利写作，他兴致勃勃。而且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越来越感到信心十足。在战争刚结束后那几年里，他已经发现“靠写书维生？”可能是他的“命运”从一九二五年初到一九二六年底这些月份里，他在新奥尔良、巴黎和帕斯卡哥拉时，就已经更明确地发现，那种命运的意义所在。他已逐渐开始去驾驭他对艺术所感到的矛盾心理。他迫切需要创作——为他心中的“梦想与烈火”服务。但是他既想要“将这个梦？在大理石上或声音里，在油画布上或纸上，塑造出来，又想要生活。”象他的梦幻一样，它还是不成形的，也象他的梦幻一样，他要使之具有形状：“我自己欢笑、奋斗和哭泣，也只是从痛苦中出来的一块不成形的湿土。”原先，他的矛盾的感情已使他一方面在宁静和沉默寡言的经验与另一方面在炮火和机翼的经验之间翻来复去。后来，这些经验既写进了爱尔梅的语言与情节中，也写到了蚊群中去。他有点希望使自己生龙活虎地在社会上生活着，逗惹俊俏的佳人并且干一番伟大的冒险，这就倾向于对语言的怀疑。“你开始用事实和行动代替语言，”在蚊群中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象这个憔悴的戴绿帽子的男人每天晚上带着十日谈到床上去。”
福克纳所实行的几种代替方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委身于此的），使他怀疑他所努力去加以掌握的手段。有时他几乎象这个郁郁寡欢的艺术家的化身。使他苦恼的并不是这个艺术家的具有优越感的推断，而是他的手段和职业的性质。他决不需要以除物质外，不再对“自己的感情与经验感兴趣的方法”使自己为艺术作准备。他更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人，创作“一个荒唐的故事以便给自己一种存在的幻觉”但是由于几个原因，小说比诗歌要自由些，并且更富于表现力，结果是，他竭力克服自己本身的阻力。他带到新奥尔良的计划是绿色的枝条，他把在那儿找到的那些作品：几个短篇著作和士兵们的报酬搁置一旁。他避免对放弃诗歌作任何戏剧性的决定，他继续写散文，首先在巴黎写爱尔梅，随后在帕斯卡哥拉写蚊群。对蚊群的写作，特别是道森费尔柴尔德的塑造，成了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对职业的适合性与方法的怀疑将持续他的整个一生，然而他的信心已经可以胜过怀疑。费尔柴尔德将语言说成是行动的代替之后，接着说“虽然它们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们可以带来幸福的结合”从而“产生某种活着的东西’。
福克纳认为，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天赋与艺术才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开始满怀信心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地进行。总的说来，他以后的三个计划显然是针对目前展开在他面前的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亚伯拉罕父亲包含着他的斯诺普斯家世小说的幼芽，他在这部书里开始写作正在改变着南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坟墓中的旗帜已改名为萨多里斯。在这部书中，他开始利用地区和家庭的传奇与传说。声音与愤怒成了他的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他在这书里回溯了他早年时期这个家庭的结构和他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小说部分地以扩大艺术活力来源的思想赋予他作为职业的艺术活力以新的思想。在士兵们的报酬中，他试探地，在蚊群中则更大胆地，用他的小说引起他的兴趣，然后放弃自己作诗人的念头。在这个过程中，他料到他要采取的这个步骤是要对地方、家庭和自己进行研究，这就使他的写作成为行动的方法而不是代替，一种冒险的方式而不是遁词。
“写诗”如诺尔索普弗莱所指明的“要花去他很大的意志力，但是他的部分意志力必须用以松弛其意志，这就使他的大部分写作是自然而然地写出的。”为什么福克纳在进行写作的第二部分中更倾向于小说而不是诗歌，这还有待时间去证明，但是开端的这个主张是与他童年时所听见和讲的故事有关。特别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他开始大大利用老故事，并讲到他青少年时讲的故事。他回复到他早年的口头传统时，也退回到童年时读过的包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作的著作。他几年的阅读集中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著作，他的写作表明了那种阅读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其有意识地探索意识与想象力的结构对生活的表面和实质所起的作用，自觉地检查作为戏剧的手段的语言的作用以及自觉地显示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但是这些见解，尽管很时髦，却并不新鲜，至少应该回溯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因而回到产生这部小说的时代。因而当福克纳回到他青年时的口头和书面的传统时，变化的与其说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不如说是他对那些问题的认识深度，或者变化更大的是他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们对他思想的感染。如他后来说的，他发现自己宁愿选择“令人不快的双关的俏皮话、不好的史实记载”和威廉莎士比亚对华脱佩特尔的烦恼与苦恼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趣话。此外，他显然在亚伯拉罕父亲中，但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回到了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们的传统，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传统，他表现出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伟大冲击力量：意志不仅“以想象力再现历史现实的方法”反映出而且掌握着“那险恶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迷惑的历史真实”
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传统和口头传统一起加强了他所培植的经验的双重信念，因而有助于使他既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意象主义者。其结果，他对小说的概念显然是广泛的。在这种概念中，他可以表现他本身的幻想境界的自发力量，甚至当他努力去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环境时也是如此。对比之下，他关于诗的概念却仍然是刻板而贫乏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把舍伍德安德森对作家的一些界说认为是安德森自己的尽善尽美的信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纯洁性”的信念。安德森在慢慢费力地对“精确进行的摸索”本身表现为对优美的风格、对纯艺术的探索，福克纳将这种探索与‘被控制，甚至被抑制的”语汇与语言力相联系。人们可能对安德森的叙述有所争议，或者甚至怀疑福克纳在向安德森学习探索优美风格方面的危害作用方面学得多了，可仍然认识到，福克纳的词语作为区别他自己作为诗人方面的实践与作为小说家的实践是有用处的。尽管他写作实践的范围扩大了，诗歌对于福克纳来说几乎仍然是完全出于他的意志的表现并且是受到控制的，就是说，是受到抑制的。终其一生，他显然认为诗歌是“文学”并且是极其抽象的文学。他在一九五五年说，诗人“所处理的事情是那么纯粹和深奥，以致你不能说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他处理普遍性的事物。”关于诗歌思想的主旨，关于纯洁与普遍性的主旨，使福克纳几乎不能接触任何事情，留给他的只是他自己更明显的情感和其他诗人的语言。他对其他作家模仿的习惯开始是一种合适的策略，不料却成了一种借口。同样，他修改和整理他的诗歌的习惯开始是锻炼性的自修，不料却成了精心的拖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依然是个献身的艺人；他的稿子，甚至相当轻松地写的当我弥留之际的那部书稿，显然是一个作家不惜艰苦劳动以提高其艺术价值的产物。它并不是毫不经心，也不是意志力的松弛。它是深奥意义和纯洁风格的一种非常自觉的紧张的探索的一个陈述。这个方法证明在散文里使用较为容易。
事实证明，福克纳得到一种自信的新思想。“我断定，我似乎觉得，”他在一九四一年写道“我老早就知道某些事情值得讲，比我老早就干了好些，尽管它是需要讲的，蹩里蹩脚地讲甚至比不讲好。”显然，这里讲的自信心，是就需要讲的事情的重要性及其含义而言，它具有一种深刻的自信心的意思。然而在福克纳的公式里，我是最高的意识，等待要讲的事物比起意识来，又是最为深刻的：似乎他要去相信的本质较少地是意志和意向的本质，而较多地是包括需要、愿望与包括回忆的语言在内的回忆的本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柯尔德菲尔德小姐回顾其童年时期“乖戾而坚强的孤寂”生活时，认为当时受到的教育少，只是“在我能听懂和理解之前，甚至在我听之前，让我去听罢了。”象一切伟大的小说一样，福克纳所处理的是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因而是知道得不完全的事物；但是也象上切伟大的小说一样，它也处理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周围的，然而害怕加以承认的事物。假若为我们所不完全知道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需要伟大的预见性和大的才华的话，那么为我们所抵制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则需要大的勇气。因为那两种词汇的发现，哪怕是间接的和隐讳的词汇的发现都显然是有好处的。
福克纳在同样的论述中，用纯洁、深奥和普遍性给诗人下定义，他接着说，小说家“处理的是自己的传统”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已开始想到自己要当作家。他后来发现，散文似的小说是他适合的手段。虽然这些事实至关重要，然而比起他把自己叫作乡下人一事，就不那么具有特色了。几年后，他回顾在新奥尔良和在欧洲的岁月，他把自己描绘成过着纯粹流亡形式的生活——“一个流浪者、一个无害的一无所有的浪人”他蔑视地位的重要引人注目。虽然这幅图画对于福克纳的实际经历有所夸张，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他引人注目的申诉是没有根据的。早先他在题为野鹅的一首诗和题为如今，我干什么？的一个故事中的片断中，赞美一些鹅疯狂而寂寞地逃跑。后来，在当我弥留之际里，他将爱地邦德任对自由与美好的渴望与那黑暗中传来的“微弱、尖细而又激越的”一些鹅的叫声相联系。他知道，逃跑既可作为个人的手段，也是文学的源泉。流亡是他那一代的作家们的最突出的主题和典型。它假着不是一个明显的可采用的事物的话，就毫不足取了。对艾略特来说，它意味着给予了一个新的故乡：对乔伊斯、庞德和海明威来说则是一些新的故乡；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它暗示重新下的大界说和英雄的前景以及新的心境和腔调。但是福克纳发现，他的经历将是不相同的：他必然会在生活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尝到流亡的滋味。我们观察了他的事业，在观察中了解到他的事业在他一生中的极重要的地位之后，知道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散见着一些预感：其事件具有他的特色，其人物是同他居住在一地的。这些预感使他发现一种不可避免的意识。一九二五年四月，他住在新奥尔良时，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品，他“不管是什么神”的缘故，使他成了扎根于乡土的一个乡下人。他感到自己正如别人对他的了解一样。“你是个乡下青年，”舍伍德安德森说“你所了解的是你出生的密西西比州里的那一小块地。”然而说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这句话，并不是讲那儿是他所需要的一切。象安德森一样，从几个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继承者，其中的一个方面包括他认为，人类需要在生活中扩大其想象力。从这个信念出发，就导致了他们对传奇故事的共同爱好。他们两人都把现代社会的陈腐与其太迷恋于事实从而损害了想象力相联系；或者引用安德森在两面人杂志上的作品中的一句话：与未能发现“想象力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时机”相联系。
然而福克纳明白，他自己的危险在于对想象力的相当迷恋损害了事实。他比大多数作家更害怕简单的自我沉迷——他原先把这叫做对自我的“病态兴趣”如爱尔梅中清楚地表明的，他在流亡中倾向于退缩到自我中去。此外，他害怕抽象，这是他在戈登中所引人注目的危险之一。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需要风俗和社会习俗，故事与传说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由于他的敏感，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很熟悉的作用，他了解的社会风俗和当地的故事越多，它们就更加吸引和引起他的注意。他叙述他的想象过程的词——“将现实升华到不足凭信的程度”——将他自己的实践与戈登的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在内容上也表明，他回到“乡土”代表着他向“实际的”转变，他将实际与地点联系了起来。回到奥克斯福，他恢复了旧的爱好并且找些零活干。他上午写作，下午和傍晚玩高尔夫球或狩猎，听故事或讲故事。他有时干油漆房屋和招牌的活。和消遣娱乐不同，零活使他挣来所需要的钱。但是和消遣娱乐一样，干零活是使他自己变成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和拉法耶特县的“居民”的战略的一部分。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仍然深感矛盾：社会吸引着他，他可以一半地进入；社会冒犯着他，他感到不安并退缩回去。他知道，他需要了解他的社会的详细情节，他的部分精力仍然深愿献身于此。然而当苦恼、压力或冒犯加紧起来的时候，如他的一个弟弟所说的，他就改变一下。并进入了“幻想的世界”
反过来，杰姆士乔伊斯在其戏剧性的流亡中，只是通过遥远的窗户开始谛视其所失去的家园，福克纳回到家乡就保证他要立即对家乡的一切瞧个没完。他非常强烈地感到离乡别井之苦，这使他意识到需要呆在家乡，避免某种更长久的浪迹。其结果，假若不是故意地，他的回来仍构成了一箭双雕的策略。因为它不仅保证了他可以投身现实；它也加强了使他将现实升华的需要。几年以后，他暗中将对他的地区的献身与他在邮局的局促联系了起来——“象邮票大小的我的故土”实际上，他不仅将他的地区与不毛相联系，或者与象他一度叫做的“南方人生活的一无所有”相联系，而且也与外部的压力相联系。“他由此迸发出这首诗。”斯蒂文斯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那不是我自己的家乡。”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他的归来使他委身于这个地方。然而他决不能完全变成他的家乡。他战后归来发现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家乡，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是回到了家。”这是他经历了多次的经验。终其一生，他连续经历了远走他乡，这在几种意义上使奥克斯福成了“暂时的住址”奥克斯福的现状：供应来源和消遣、娱乐也是因一无所有而来的一种医力，这种压力来自本地，刺激着短途旅游。退回到一间小屋或书斋里去（在罗万俄克的那个书斋故意修得朴朴素素，几乎是四壁萧然，回忆起来与其说是一无所有，不如说是跟和尚的禅房一样），握着象征性的球形门把手，他进入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环境。他在那儿进行着他称为“独个的”劳动，然而在那儿干活没有任何“寂寞之感”后来，他将想象的境界置诸脑后，回到了奥克斯福和拉法那特县。他一直走到市广场，仔细端详南部联邦支持者烈士纪念碑。他到几条河流附近去观赏鹿群。他往复于想象境界和现实之间，首先对这一个表示忠诚，然后又倾向于另一个。他认为，地点的观念不仅使他心理上得到平衡，而且还助长和抑制着摆动。
假若福克纳不是那么二心不定，他本可以象亨利，杰姆士一样，达到“他的文学与他的自我”的实际上的融合。他没有那样，他的命运是培养一种区分。他说，一个作家“当他是作家时是一码事，？当他是社会上的一个居民时是另一码事”有时，作为作家的福克纳使作为居民的福克纳成了他的有效的标记——如他对花花公子与放荡不羁的人所作的戏剧性描写就是如此。但是他文学上的自我意识越坚定，他的角色变化就更大。他后来的大部分戏剧性描述——关于飞行员、农场主和狩猎俱乐部成员的描述——就是对不愿被看见的他自己的社会形象的表达。后来，他习惯于把自己不仅叫做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家，就象卡洛斯威廉斯是医生兼诗人一样，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个农场主。在这个过程中，他模糊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不过靠行医过活，福克纳却不以当农场主来维持生计。福克纳靠写作和偶尔于零活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使金钱成了一个大问题。象他的飞机、船只、马和农场，都是用他写作挣的钱买来的，而且这些东西又会有其他花消。虽然他有点紧张或使能力得以恢复，他从而可以进行写作，虽然他的活动，包括耕作的活动在内，没有一项是有报酬的，然而它们仍然是他所过的分裂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浪迹的岁月里和在这之前，福克纳写了些故事，其背景是未加说明的南方农村。但是在他刚回到奥克斯福后开始的计划中，他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费力地将自己所幻想的世界与他决不能完全接受的这个地区既联系起来又加以区别。假若这个幻想的世界，假如可能而且应该有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天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但并不是目的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静谧的藏身之处”而不是一个人间的天国。象弗洛斯特的“莽莽白桦林”一样，福克纳常常梦想去到或“爬上天堂”但是他也害怕他那半假设性的愿望把他摄走，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他那更深刻的、范围更广的梦想是“去了又回来的”他的两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仅具有生活的前景，而且是贫困的威胁，甚至是灭亡。因此他看见的可能性是动荡不定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世界都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充分的补救。假若一个世界要他作想象的飞行或俯冲，使他可以指望适应与控制，那么另一个世界则要求他可以享受经验主义的欢乐并同意他的变动和变化。他最深刻的认识是假若他既可以飞行又能得到欢乐的话，他就既需要生活，也需要他的艺术。于是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折衷，他的艺术成为另一种。
福克纳发现在奥克斯福不仅有职业和娱乐，而且还有从外面来的压力，他几乎立即变成了多产作家。二月中旬，他写信给霍拉斯李渥内特说，他正在写“两个作品：一部小说和关于我们镇上人们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几周之前，菲尔斯通写了一条新闻，记述了福克纳计划中的两个，都是以下美国南方为背景”——一个是“典型的南部的贫苦白人的”一个大家庭的喜剧故事，另一个是“贵族的勇武而命运乖蹇的萨多里斯家的故事”随后几个月，福克纳旅行通过了这块他首先叫做约康纳的地区到了他后来叫做约克纳帕陶法的这个领域。
那次旅行开始，他决心塑造他回到的那个地区的社会的一个“引起人们回忆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开始时，他写作“没有多少目的性”后来他认识到，为了使他的作品唤起人们注意，他必须使其具有个性。他几乎立即开始搜集一些人物的材料。有些人物是他“虚构的”另外一些人物是他从童年时听到的“故事里塑造出来的”因为他们部分地是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所组成的，他的人物引起了对他决不能全部接受然而又害怕失去的这个社会的回忆。但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也由“他们应该有而实际没有的人们”组成，他们属于他的思想和愿望的世界；这是一个他希望将来会有的世界。“每个艺术家的目的，”他说，在于“活动就是生活，用摹拟的方法止住活动，并使之固定起来，以致一百年以后，一个陌生人看见它时，它又跃然纸上，因为它就是生活。”然而他所要求的不仅是生活的形象；它是提高了的生活的形象。他需要表明，假定有时机和需要，这些人物“能够作什么”和“会作什么”也许甚至没人在场“对其行动进行记录时”也会那样干的。
福克纳将其艺术的精华置于这种振荡中。创作意味着按生活原来面貌描述形象，又以它“应该象什么”来加以修改。早先他在魏拉德宏丁顿莱特著的题为创作意志一书中发现了对艺术家的定义为：“抓住了他的特定社会的本质、真实情况和记实小说资料并将其塑造为他们的新社会。”象那样的某些事情就是他所探索的。人为加工提供动作和结构，提供情节，这是一种恢复，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炼”和一种统一性，一种完成“我们决不能使其圆满的事情”的完成。在这个缩小了的社会里“回溯到由于细微失掉使其变为单纯的时刻”明显的典型、英雄的前景、甚至被禁止的完成——精炼和圆满一较为容易。但是因而简单化了的这个社会“去掉了蚊子的、平头钉和碎玻璃的”经验，抑制和禁忌“只留下和平的愉快的事情”或戏剧性的、英雄的人物，福克纳支持的“不是现在，而是过去”那样的缩减并不使他感兴趣。差强人意的是，塑造的典型必须唤起和熟悉每件事情。象矫正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加强和改正；象完成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表演、被禁止的完成以及不可能的行动。
结果弄清楚了，福克纳准备的行动是使他不仅能接近整个复杂的传统而且达到更高的觉悟水平；不仅接近旧故事和讲故事，而且接近被埋藏的回忆和愿望。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认为，安德森的榜样教育着他要避免精确和纯洁的危险。他认为，安德森的建议有助于使他成了一个地区主义者：“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了解其现在和出生以来的过去。”然而将存在置于继承与阅历之下的这个公式暗示着，福克纳回到密西西比也就是回到他的童年和家庭。
福克纳本着一个大发现的思想进行写作，他同时进行两个计划的工作，一个代表着要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的一种努力；另一个代表着要熟悉家庭传统和个人看法以及社会势力的一种努力。这些计划的第一个是处理斯诺普斯家庭的题为亚伯拉罕父亲的作品。背景已是法国人崩德，这是给祖籍假如不是法国，也是“外国’的一个男人取的名字；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阿姆斯蒂德家族的人们和小约翰家族的人们，已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血统”；弗莱姆斯诺普斯已在竭力使凡尔纳家族的人们离开家乡；他那绵延的家庭的成员埃克和杜威元帅来自各地。甚至流动的售货员vk拉特利夫也在，虽然他的名字叫vk苏拉特。
亚伯拉罕父亲是粗糙的而且没有写完。福克纳的各种开头暗示着，他放弃它表明他还无力支配他所发现的东西。但是亚伯拉罕父亲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过去似乎是遥远的，而且大部分已经逝去，它属于一个前程远大的无名的男人。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的家庭、奴隶和光辉也都逝去了，他那辽阔的田地被划分成小块的无法维持的农场，又慢慢地长出了丛莽，给他留下的唯有河床（他已将河床清理），？和一幢庞大的殖民地房屋的架子。”魏尔凡尔纳是当时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那就是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凡尔纳是个相当有能力、财富殷实，然而又不尚虚荣的人。他的地位注定要给弗莱姆斯诺普斯夺去。斯诺普斯是“一个成员繁衍的不定居的部族家庭”的首领，这个家庭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无计谋生的佃农们长久以来传宗接代所传下来的”所以这部作品一开头就有几个人物与后来产生斯诺普斯的故事与小说的历史渊源有关。弗莱姆已经在走向银行行长的地位，他已是狄更所与巴尔扎克的十丸世纪的伟大英雄们的一个温和然而又冷酷无情的后裔。象他们一样，他让自己沉迷于发财致富。有鉴于他们企图进入他的社会，分沾其权力与财富，弗莱姆决心攫取他的社会的财产，这就是他终于将这个共同体加以摧毁的原因，这个共同体是其成员为其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也是接着终于遭到毁灭的原因。
福克纳从自己的经验和早期的阅读中，已经密切注意到，当家庭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势力向个人生活进行袭击时，这些势力之间的十分重要的紧张关系。当他们刺激着行动和表明想象力的结构时，他也密切注意到个人的需要与愿望。概括地说，在十九世纪，小说的中心已经从意识移开了，小说怎样按照周围的世界去塑造周围的世界，它怎样以其特定的严肃和充分的具体化向着意识冲击。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认为，想象力与社会和历史的结合减轻着自我意识、自我内省的小说。他们所完成的仍然是再下界说，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如罗伯特阿尔塔指出的，他们的著作表现为，他们自己的幻想世界的自主力量，即使当他们努力在塑造当代社会的世界的“一个真正形象”时也是如此。
尽管在时间与地点有着明显的差别，威胁过狄更斯与巴尔扎克的势力——战争及关于战争的谣传，经济生活的剧烈改组、金钱、权力和威信从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迅速的技术变化和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其中许多同样是苦恼着福克纳的势力。福克纳知道“任何事情不管似乎怎么漂亮，它不能持久，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那就是死亡。”他也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杂七杂八的一个袋。在这个消逝着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宏伟庄严（“绚烂美好的事情，那是人们过去的一部分，”但这些事情的“变化必然是灭亡”），而且也看见了残忍（为了使大地长出某些东西，可以为了“赢利”而出卖，宁愿去奴役一个民族和毁坏旷野。）在正在显现出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粗俗下流（“斯诺普斯的企图是相当卑鄙的，他光想赚钱，并不考虑怎么个挣法”），也看到了力量（甚至他厌恶其所采取的方式，他也羡慕力量）。因此他的想法是分歧的，他开始用华丽的词藻不仅将他周围的复杂社会调和了起来，而且也把他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复杂的反映带上温和的色彩。他的进取心规模宏伟（他把重点放在自己正在创造的这个王国上），表明他的语言艺术的力量甚至可胜过最具挑衅性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需要他正在塑造的这个社会具有他所知道的这个社会的突出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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