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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面，金使撒卢拇便出言不逊，指责宋朝违背盟约，他大声说：“皇帝已命国相与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军两路俱入！”
白时中、李邦彦、蔡攸等大臣，闻言“俱失色，皆不敢答”。
撒卢拇又说道：“国相与郎君也不想涂炭两朝生灵，但你们宋朝所为，实在是太令人生气了！”
白时中小心翼翼地问道：“如何才能缓师？”
王介儒回答道：“办法是有的，只不过是割地称臣罢了！”
诸大臣一听这话都吓得脸色大变，不敢答复。
金使离开后，大臣们在一起商议了半天，最后决定对金使“厚其礼，遣行”。
蔡攸的弟弟蔡绦认为，金使来京，目的是打探我朝内部情况，他向蔡攸建议：“宜以行人失辞而斩其使，而使彼罔测。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实。”
蔡攸与白时中、李邦彦等研究了一番后认为，这样做恐怕会“激其兵之速也”，遂不予采纳。
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以郊祀礼毕，恭谢上清储祥宫。”这天，蔡攸接到河东太原府张孝纯“上章告急，且乞援师。”他仍“匿不进呈”。而蔡靖、郭药师、张孝纯前几天各自派出的告急官员，经星夜奔走，这天“皆至京师”。而且，枢密院这天又接到中山府知府詹度的奏章，说“金人分道入寇”，郭药师已投降金人，当日詹度“接连三奏至京师”，朝廷顿时大惊失色。
这时候，蔡攸与童贯才感到情况危急，“不可掩，乃奏之”。但他们没敢对宋徽宗说郭药师已投降，他们隐匿真相，“但曰药师被围”。他们不敢向宋徽宗报告郭药师叛变投敌，因为郭药师是他俩主张重用的，他们害怕追究责任。
宋徽宗闻讯大震，“不终礼，亟还内中。”宋徽宗让宰执们赶紧讨论，实在不行，就下旨任命郭药师为永清军节度使，封燕王；张令徽封郡王，“割燕地与之，使世守。”然而，其实已经无用了。
当天，宋徽宗紧急下达诏书，要求众臣上书“陈献利害”。诏曰：“河北燕山边面事，理宜询访利害，选用人材，特许文武臣僚诸色人，经尚书省投状自效，并献陈紧切利害”。
金人寒盟，出兵入侵，“上为大惧”。在崇政殿里，梁师成抱着一大摞前后与金国结约的文牍，站在宋徽宗面前。宋徽宗望着他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
梁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宋徽宗遂默然而止。也不知道梁师成究竟对宋徽宗说了些什么？
宗望率东路金军出燕京城南下，很快便跨过白沟河，一路之上，势如破竹。但是，在进攻保州和安肃军两城时，金军受挫，没能攻克。宗望令大军绕城而过，继续南下。宗望与宗翰用兵各有不同，宗翰是遇城必克，而宗望则长驱直入。
此时，随军南下的宋朝燕山府路官员被“分在诸营”。都转运使吕颐浩在阇母营，副使李与权在宗望营，提举官沈琯在留守营，其他人在都统营。沈琯想起，前几天在燕京城的时候，宗望曾派人对蔡靖说，如果想要讲和，请“将文字来”。当时，蔡靖担心宗望“中辍”，便让沈琯赶紧起草和议书，但他还没来得及撰写就随军出发了。
十二月十九日这天，在安肃军城门外，沈琯将“欲献讲和事，说与监守军官等，众人皆云甚好。如此，则花又不损蜜，又得成。”沈琯“遂问隔营一军官借得一笔砚，及毛头纸三幅”，晚上在灯下写成一份和议书，全文如下：
某谨献书皇太子麾下：某窃谓天地之德可为大矣，而孔子以一言尽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亲拥兵以责不信，自入境来不杀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尝逼而过之，真体天好生之德也。赵皇聪明睿知，闻于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蒙蔽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尧昔之盛帝也，犹且用方命圮族之鲧，至于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殛之于羽山。成汤昔之贤君也，其臣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赵皇之德过于尧汤，岂不能殛鲧而改过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让而取天下，虽显武功，而亦不诛戮，继之以真宗仁宗，纯以仁义治之，德泽入人已深，未易动摇，赵皇又安肯遽举河朔而遂弃之？亦须聚兵而一战，胜负姑置不论，然胜者岂全无杀伤之害？特有多寡之异耳，又况于负者哉！两国之兵，各尽死以忠于国，而使肝胆涂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谕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请选轻兵十骑，随某先驰至汴，亲见赵皇，临遣大臣前来军前，计议多少金帛以犒将士，更增岁币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无穷之愿，岂不美哉！如以为然愿速行之，或以为不然，既效谋不用，便留之军中无益也。
次日，沈琯想将这份和议书献给宗望，可是因没找到机会，“投不得”。这时，恰好遇见吕颐浩骑马走来，于是便“以书与之”，请他转交给阇母。
同一天，即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闻贼马逼近”，急忙命皇太子赵恒为开封牧。他在御笔中说：“皇太子除开封牧，余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
开封牧、尹，宋朝并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皆尝尹京，后，亲王无继者”。宋徽宗此时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其目的是让他留守东京抵御金军，而自己则打算南撤，“幸淮、浙”，以避敌之锋芒。于是，“宰相日赴都堂聚议，有司已择二十六日皇太子视开封府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太子赵桓入朝，宋徽宗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鱼，“赐以排方玉带”。按朝仪规定，排方玉带只为帝王所用，非臣子所当服也。宋朝金带多而玉带少，“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
一见面，金使撒卢拇便出言不逊，指责宋朝违背盟约，他大声说：“皇帝已命国相与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军两路俱入！”
白时中、李邦彦、蔡攸等大臣，闻言“俱失色，皆不敢答”。
撒卢拇又说道：“国相与郎君也不想涂炭两朝生灵，但你们宋朝所为，实在是太令人生气了！”
白时中小心翼翼地问道：“如何才能缓师？”
王介儒回答道：“办法是有的，只不过是割地称臣罢了！”
诸大臣一听这话都吓得脸色大变，不敢答复。
金使离开后，大臣们在一起商议了半天，最后决定对金使“厚其礼，遣行”。
蔡攸的弟弟蔡绦认为，金使来京，目的是打探我朝内部情况，他向蔡攸建议：“宜以行人失辞而斩其使，而使彼罔测。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实。”
蔡攸与白时中、李邦彦等研究了一番后认为，这样做恐怕会“激其兵之速也”，遂不予采纳。
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以郊祀礼毕，恭谢上清储祥宫。”这天，蔡攸接到河东太原府张孝纯“上章告急，且乞援师。”他仍“匿不进呈”。而蔡靖、郭药师、张孝纯前几天各自派出的告急官员，经星夜奔走，这天“皆至京师”。而且，枢密院这天又接到中山府知府詹度的奏章，说“金人分道入寇”，郭药师已投降金人，当日詹度“接连三奏至京师”，朝廷顿时大惊失色。
这时候，蔡攸与童贯才感到情况危急，“不可掩，乃奏之”。但他们没敢对宋徽宗说郭药师已投降，他们隐匿真相，“但曰药师被围”。他们不敢向宋徽宗报告郭药师叛变投敌，因为郭药师是他俩主张重用的，他们害怕追究责任。
宋徽宗闻讯大震，“不终礼，亟还内中。”宋徽宗让宰执们赶紧讨论，实在不行，就下旨任命郭药师为永清军节度使，封燕王；张令徽封郡王，“割燕地与之，使世守。”然而，其实已经无用了。
当天，宋徽宗紧急下达诏书，要求众臣上书“陈献利害”。诏曰：“河北燕山边面事，理宜询访利害，选用人材，特许文武臣僚诸色人，经尚书省投状自效，并献陈紧切利害”。
金人寒盟，出兵入侵，“上为大惧”。在崇政殿里，梁师成抱着一大摞前后与金国结约的文牍，站在宋徽宗面前。宋徽宗望着他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
梁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宋徽宗遂默然而止。也不知道梁师成究竟对宋徽宗说了些什么？
宗望率东路金军出燕京城南下，很快便跨过白沟河，一路之上，势如破竹。但是，在进攻保州和安肃军两城时，金军受挫，没能攻克。宗望令大军绕城而过，继续南下。宗望与宗翰用兵各有不同，宗翰是遇城必克，而宗望则长驱直入。
此时，随军南下的宋朝燕山府路官员被“分在诸营”。都转运使吕颐浩在阇母营，副使李与权在宗望营，提举官沈琯在留守营，其他人在都统营。沈琯想起，前几天在燕京城的时候，宗望曾派人对蔡靖说，如果想要讲和，请“将文字来”。当时，蔡靖担心宗望“中辍”，便让沈琯赶紧起草和议书，但他还没来得及撰写就随军出发了。
十二月十九日这天，在安肃军城门外，沈琯将“欲献讲和事，说与监守军官等，众人皆云甚好。如此，则花又不损蜜，又得成。”沈琯“遂问隔营一军官借得一笔砚，及毛头纸三幅”，晚上在灯下写成一份和议书，全文如下：
某谨献书皇太子麾下：某窃谓天地之德可为大矣，而孔子以一言尽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亲拥兵以责不信，自入境来不杀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尝逼而过之，真体天好生之德也。赵皇聪明睿知，闻于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蒙蔽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尧昔之盛帝也，犹且用方命圮族之鲧，至于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殛之于羽山。成汤昔之贤君也，其臣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赵皇之德过于尧汤，岂不能殛鲧而改过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让而取天下，虽显武功，而亦不诛戮，继之以真宗仁宗，纯以仁义治之，德泽入人已深，未易动摇，赵皇又安肯遽举河朔而遂弃之？亦须聚兵而一战，胜负姑置不论，然胜者岂全无杀伤之害？特有多寡之异耳，又况于负者哉！两国之兵，各尽死以忠于国，而使肝胆涂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谕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请选轻兵十骑，随某先驰至汴，亲见赵皇，临遣大臣前来军前，计议多少金帛以犒将士，更增岁币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无穷之愿，岂不美哉！如以为然愿速行之，或以为不然，既效谋不用，便留之军中无益也。
次日，沈琯想将这份和议书献给宗望，可是因没找到机会，“投不得”。这时，恰好遇见吕颐浩骑马走来，于是便“以书与之”，请他转交给阇母。
同一天，即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闻贼马逼近”，急忙命皇太子赵恒为开封牧。他在御笔中说：“皇太子除开封牧，余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
开封牧、尹，宋朝并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皆尝尹京，后，亲王无继者”。宋徽宗此时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其目的是让他留守东京抵御金军，而自己则打算南撤，“幸淮、浙”，以避敌之锋芒。于是，“宰相日赴都堂聚议，有司已择二十六日皇太子视开封府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太子赵桓入朝，宋徽宗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鱼，“赐以排方玉带”。按朝仪规定，排方玉带只为帝王所用，非臣子所当服也。宋朝金带多而玉带少，“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