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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彦等认为，危亡在即，仅做出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议和诚意。应该召李梲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召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前去割太原、秦桧前去割河间、程瑀前去割中山。
对此，宋钦宗皆表示同意。他令宇文虚中当面向金人解释，说姚平仲等“擅用兵甲，几误和议，因遣割地使，交割三关之地。”
这天晚上，宰执大臣与有关各方相聚在都堂里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必须坚决执行和议政策，不得有丝毫动摇。
种师道也在场，他提出不同建议道：“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敌人遁矣。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
对于种师道这个建议李邦彦等宰执皆不听。他们都是一帮文人，性格畏懦，不懂用兵之道，更不敢再向金人用兵。
二月初三早晨，宋钦宗上朝，大臣纷纷启奏，认为李纲、种师道“出师败绩，可正典宪”，请求罢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
宋钦宗准奏，于是罢免种师道宣抚使职务，改任大一宫使；罢免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职务，命蔡懋代之。
其实，姚平仲劫营是宋钦宗亲自安排的，并不是李纲和种师道组织的。可现在，劫营兵败，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李纲与种师道因此便成了替罪羊。
姚平仲这次失败，损失并不太大，“所折者不过千余人”。可是，姚平仲觉得自己没达到预期目的，害怕被种师道以违令抗命为由而斩首，天亮前“即遁去”。据说，姚平仲“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后来，他“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
姚平仲弃军而逃，李纲却率军出城，与金人对垒。当时，行营司军斗志很旺盛，“士气百倍”。然而，宋钦宗因听信宰执所奏，以为“奇兵劫寨败衄”，以为“大事去矣”。
宋钦宗与宰执大臣们打算牺牲李纲，让李纲来承担劫营的政治责任，以平定金人气愤之情。李邦彦曾当着宋钦宗的面，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
李邦彦等一致认为，应将李纲捆绑起来，交给金人处置。可是，不知为什么，金使竟然不接受，反以为这样不可，认为还是由朝廷自行处置比较好。
李纲在城外得知事情有变，遂立即领军入城。日暮时，他来到崇政殿请求奏对，刚至殿门，便被内侍官所阻隔，不让入殿。这时他这才知道自己已被皇上罢免，于是“退处浴室院待罪”。
当天晚上，宋钦宗派内侍给李纲送来一封亲笔信安慰他，并赐给他白金五百两，钱五十万。不久，宋钦宗又让吴敏来向李纲表示，很快便将有复用之意，李纲“感泣以谢”。
蔡懋接替李纲行营使职务后，立即派人统计损失情况。结果是“行营司兵所失才百余人”，损失情况并不像李邦彦等所说的那样严重。而西兵折伤不过千余人，其他各勤王之师因为没出兵，故没有任何损失。
很明显，李邦彦等夸大兵败损失，隐藏着一个阴谋。因为他们力主议和，他们是要以此打击主张向金人动武的李纲和种师道等军方势力。可悲的是，宋钦宗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应有的洞察力，看不清事情真相，而且他也缺乏应有的决断力，在和与战之间摇来摆去。前几天，他还极力催促种师道出兵进击金人，现在却又认为出兵是一个错误选择，认为议和才是正途。
蔡懋是蔡确之子，蔡确是王安石变法改革的中坚人物，是宋哲宗时的宰相。王安石罢相后，蔡确是新法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蔡确为人“尚权谋”，作为蔡确的儿子，蔡懋当然也很擅长这一套。
“蔡懋领行营司，乃邦彦等谋也。”蔡懋与李邦彦是一伙的，都是议和派。蔡懋知道，皇上现在的心思是执意议和，于是上任后立即下令，所有士兵全都卸去器甲，并将“保伍”制即按户籍将居民组织起来自卫的制度，予以撤销。刚被废弃的宦官提举城壁制度，又被他全部恢复。
当初，金人刚兵临城下时，闻听宋朝宰相李邦彦乃是一文人，皆在军中轻笑道：“南朝果无人。”因为金人是在战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崇尚武力。等到种师道等勤王之师云集京师，金人遂有所畏惧，“坚壁不敢乱出一骑”。而现在，听说主掌兵权的李纲和种师道二人皆罢官，金人便又开始蠢蠢欲动，“纵数百骑自北直东，薄城下”，有时还向城上射箭进行挑衅。对于出手还击的宋兵，蔡懋“皆令笞之”。于是，金人时常来到城下，向宋朝索要“布囊数千”，扬言说要用布囊盛放金银，打算退兵而返。蔡懋满口答应，将布囊从城上扔下去，送给金人。结果金人竟然用布囊装上泥土，塞到护城河里，为攻城做准备。由此可见，金人的确很狡诈。
有一天半夜，有人以内侍官身份前来传旨，要求打开城东门，要出去办事。幸亏守门官吏比较机警，“反覆诘之”，最后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于是返回。皇城有禁火令，违者以军法处置。然而，此时忽然“辄有红灯笼置诸城上”。又不知何人在城西北角改建一面独角皂旗，“其中饰以雁，非本朝军中物。”京城人见后都很惊骇。种种迹象表明，城内似乎有人通敌。人们对此很担心，“虑有不测”。“人情汹汹，殊不自安”。
李邦彦等认为，危亡在即，仅做出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议和诚意。应该召李梲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召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前去割太原、秦桧前去割河间、程瑀前去割中山。
对此，宋钦宗皆表示同意。他令宇文虚中当面向金人解释，说姚平仲等“擅用兵甲，几误和议，因遣割地使，交割三关之地。”
这天晚上，宰执大臣与有关各方相聚在都堂里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必须坚决执行和议政策，不得有丝毫动摇。
种师道也在场，他提出不同建议道：“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敌人遁矣。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
对于种师道这个建议李邦彦等宰执皆不听。他们都是一帮文人，性格畏懦，不懂用兵之道，更不敢再向金人用兵。
二月初三早晨，宋钦宗上朝，大臣纷纷启奏，认为李纲、种师道“出师败绩，可正典宪”，请求罢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
宋钦宗准奏，于是罢免种师道宣抚使职务，改任大一宫使；罢免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职务，命蔡懋代之。
其实，姚平仲劫营是宋钦宗亲自安排的，并不是李纲和种师道组织的。可现在，劫营兵败，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李纲与种师道因此便成了替罪羊。
姚平仲这次失败，损失并不太大，“所折者不过千余人”。可是，姚平仲觉得自己没达到预期目的，害怕被种师道以违令抗命为由而斩首，天亮前“即遁去”。据说，姚平仲“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后来，他“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
姚平仲弃军而逃，李纲却率军出城，与金人对垒。当时，行营司军斗志很旺盛，“士气百倍”。然而，宋钦宗因听信宰执所奏，以为“奇兵劫寨败衄”，以为“大事去矣”。
宋钦宗与宰执大臣们打算牺牲李纲，让李纲来承担劫营的政治责任，以平定金人气愤之情。李邦彦曾当着宋钦宗的面，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
李邦彦等一致认为，应将李纲捆绑起来，交给金人处置。可是，不知为什么，金使竟然不接受，反以为这样不可，认为还是由朝廷自行处置比较好。
李纲在城外得知事情有变，遂立即领军入城。日暮时，他来到崇政殿请求奏对，刚至殿门，便被内侍官所阻隔，不让入殿。这时他这才知道自己已被皇上罢免，于是“退处浴室院待罪”。
当天晚上，宋钦宗派内侍给李纲送来一封亲笔信安慰他，并赐给他白金五百两，钱五十万。不久，宋钦宗又让吴敏来向李纲表示，很快便将有复用之意，李纲“感泣以谢”。
蔡懋接替李纲行营使职务后，立即派人统计损失情况。结果是“行营司兵所失才百余人”，损失情况并不像李邦彦等所说的那样严重。而西兵折伤不过千余人，其他各勤王之师因为没出兵，故没有任何损失。
很明显，李邦彦等夸大兵败损失，隐藏着一个阴谋。因为他们力主议和，他们是要以此打击主张向金人动武的李纲和种师道等军方势力。可悲的是，宋钦宗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应有的洞察力，看不清事情真相，而且他也缺乏应有的决断力，在和与战之间摇来摆去。前几天，他还极力催促种师道出兵进击金人，现在却又认为出兵是一个错误选择，认为议和才是正途。
蔡懋是蔡确之子，蔡确是王安石变法改革的中坚人物，是宋哲宗时的宰相。王安石罢相后，蔡确是新法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蔡确为人“尚权谋”，作为蔡确的儿子，蔡懋当然也很擅长这一套。
“蔡懋领行营司，乃邦彦等谋也。”蔡懋与李邦彦是一伙的，都是议和派。蔡懋知道，皇上现在的心思是执意议和，于是上任后立即下令，所有士兵全都卸去器甲，并将“保伍”制即按户籍将居民组织起来自卫的制度，予以撤销。刚被废弃的宦官提举城壁制度，又被他全部恢复。
当初，金人刚兵临城下时，闻听宋朝宰相李邦彦乃是一文人，皆在军中轻笑道：“南朝果无人。”因为金人是在战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崇尚武力。等到种师道等勤王之师云集京师，金人遂有所畏惧，“坚壁不敢乱出一骑”。而现在，听说主掌兵权的李纲和种师道二人皆罢官，金人便又开始蠢蠢欲动，“纵数百骑自北直东，薄城下”，有时还向城上射箭进行挑衅。对于出手还击的宋兵，蔡懋“皆令笞之”。于是，金人时常来到城下，向宋朝索要“布囊数千”，扬言说要用布囊盛放金银，打算退兵而返。蔡懋满口答应，将布囊从城上扔下去，送给金人。结果金人竟然用布囊装上泥土，塞到护城河里，为攻城做准备。由此可见，金人的确很狡诈。
有一天半夜，有人以内侍官身份前来传旨，要求打开城东门，要出去办事。幸亏守门官吏比较机警，“反覆诘之”，最后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于是返回。皇城有禁火令，违者以军法处置。然而，此时忽然“辄有红灯笼置诸城上”。又不知何人在城西北角改建一面独角皂旗，“其中饰以雁，非本朝军中物。”京城人见后都很惊骇。种种迹象表明，城内似乎有人通敌。人们对此很担心，“虑有不测”。“人情汹汹，殊不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