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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年所产值银不过五元上下，一名工夫一年所得相当于种7亩地，铁路工地包吃包住，工钱自然相对较低，但是习惯务工高收入的他们，又岂会再愿意种田？以武昌的纱厂为例，工钱皆在四元左右，一人务工，可供全家维持生计，若是三省有百万工人，那么就等于从乡间吸纳百万生计难以维持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进厂务工后，需要有人卖菜、卖布，所有生计均仰赖商业，酒馆、商铺亦需要雇佣劳力以满足服务，这些服务行业亦可吸纳数十万以至上百万劳力，再考虑随其进城的家人，等于从农村吸纳五百万人口，而五百万剩余人口进城后，农村闲置多少土地？”
反问之时朱宜锋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工厂可以提供两百万，甚至三百万、五百万劳动岗位呢？会有多少人进城？会有上千万人，甚至数千万人进城！”
对此，作为穿越者的朱宜锋自然不会怀疑，事实上根据后世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同样也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在未来的差不多一个半世纪里，农民从未曾依靠土地富裕起来，最终他们是通过进城务工变得富裕起来，而在这个没有化肥、良种的时代，依靠那么几亩产出极低的土地，他们甚至还最起码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
而更为重要的是，就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说，将来不仅不应该抑制土地兼并，甚至需要鼓励兼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迫使国人走出乡村，放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往城市里务工。毕竟千百年来中国都有着”不远游”的传统。
“那敢问汉督又岂是所有人都愿意离乡进入工厂？天下百姓若非迫不得已又岂有愿离乡者？”
恰在这时有一个学生发出了他的疑问。
“没错！”
面对这个问题，朱宜锋差点出言称赞了，这个问题提的正是时候。
“确实如此，民间不是有谚语嘛，“病死不离家，老死不离乡”、“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百姓不愿意出去，怎么办？但凡有一线希望，就没有人愿意出去，只要那一亩三分地，能勉强维持家里人不至于饿死，他就愿意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哪怕一年到头儿吃不了一次饱饭。这是什么?”
听着台下的学生和官员们，朱宜锋冷声说道。
“这就是惰性，这就是老百姓身上的惰性，千年来，他们习惯于困守土地，纵观史书，除了少做人或是读书或是经商才会离乡，其它百姓除了逃荒，又有几人愿意主动离乡？屈指可数，即便是所谓的“湖广填四川”，那也是因为家里的土地不够，眼看着就要饿死人了，他们才想着出去。迫不得已啊……”
其实何止中国人如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当年欧洲人拓殖新大陆时，最初奠定基础的不是士兵就是流放犯，直到后来的饥荒才使得千百万欧洲人纷纷移民美洲。
“希望！”
吐出这两个字，朱宜锋喝了口茶，润了下嗓子。
“但凡百姓能够看到希望他们就不会从乡间移出，为什么？因为还不至于饿死。怎么打破这一点呢？我们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这十几万筑路工人，是按名额分配到三省各县，他们现在一个月能挣三块钱，家人，他们的同乡会看到这些，会在土地之外看到新的希望。”
话声稍稍一顿，台下的学生以及官员们，这时才知道为何当初筑路工名额要按人口分配，甚至分配到乡村，原来还包括有这样的用意。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抑制土地兼并？一个县只有60万亩地，即便是再抑制，他不会因为你的抑制而多出10万亩20万，土地不会增长，但是人会不断的增长。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等到60万人种60万亩地的事。怎么办？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
一亩地养活不了一个人！
户部学堂里的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乡间，或许他们很多都是中小地主以及富农出身，和他们对种地并不陌生，一亩地绝对养活不了一个人。
“别说一亩地养活不了人，即便是三亩地，也只能让一个百姓勉强糊口。全国的地亩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平均下来，不过也就三亩多地啊。现在是三亩多，若是再承平几十年，人口在增加的几千万、上亿！到时候又是多少？两亩？或者更少？”
在另一个时空之中，太平天国以及西北、西南的“回乱”让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有奇，也就是这减少的一亿人口，加之从19世纪中期东南各省向南洋，华北各省向东北的移民，加之“丁戊奇荒”以及随后灾荒饿死了数千万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
人口与土地！
在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是土地不可能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可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还在不断增加着，百姓的生活日益贫困，工业不发达的现实使得中国不能够提供工作机会，从而实现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移，最终，农民起义……不对，在那个时候变成了革命。
但是革命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仅仅只靠那几亩贫瘠的土地，百姓的日子依然过的非常艰难，没有，因为土地分到个人变得富裕，反而日益贫困。这无关政策、无关政治，只是因为人口——人口在增长，土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怎么办？
最终，作为工业提供了机会——凭着人力优势建立的“世界加工厂”地位，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农民进行务工，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受限于所谓的“户”那些人从来没有融入到城市中成为新市民。
但无论如何，土地与人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务工的收入使得农民终于第一次真正摆脱贫困，让他们过上相对富足的日子，这是那一亩三分地无法给予的。
这就是道路！
同样也是解决之道！
“怎么办？”
又一次发出这个疑问，在众人的思索中，朱宜锋继续说道。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千方百计的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发展工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去吸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将那些农民变为市民。”
市民的消费远远高于自给自足的农民，农民自耕自积，自给自足，但是市民却不同，市民生活所需完全依赖购买，甚至包括最基本的水！他们的生活消费不仅会带动轻工业，同样也会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随着人口不断的外出迁入城市，自然会带来一个新的现象，说是乡村因人口外流，必会导致其让出土地日益增多，到时候……”
不待朱宜锋把话说完，一声刺耳的嘲讽声于台下响起。
“到时候自然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督当真不愧是商贾出身，打得一手好算盘，闻汉督如此厚待，天下士绅焉能不尽心效力……”
（1）因为手头没有湖北、湖南地志资料，在这里引用《商丘地区志》虞城县界沟镇王皇阁村土地改革前的一个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统计。(未完待续。)
地一年所产值银不过五元上下，一名工夫一年所得相当于种7亩地，铁路工地包吃包住，工钱自然相对较低，但是习惯务工高收入的他们，又岂会再愿意种田？以武昌的纱厂为例，工钱皆在四元左右，一人务工，可供全家维持生计，若是三省有百万工人，那么就等于从乡间吸纳百万生计难以维持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进厂务工后，需要有人卖菜、卖布，所有生计均仰赖商业，酒馆、商铺亦需要雇佣劳力以满足服务，这些服务行业亦可吸纳数十万以至上百万劳力，再考虑随其进城的家人，等于从农村吸纳五百万人口，而五百万剩余人口进城后，农村闲置多少土地？”
反问之时朱宜锋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工厂可以提供两百万，甚至三百万、五百万劳动岗位呢？会有多少人进城？会有上千万人，甚至数千万人进城！”
对此，作为穿越者的朱宜锋自然不会怀疑，事实上根据后世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同样也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在未来的差不多一个半世纪里，农民从未曾依靠土地富裕起来，最终他们是通过进城务工变得富裕起来，而在这个没有化肥、良种的时代，依靠那么几亩产出极低的土地，他们甚至还最起码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
而更为重要的是，就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说，将来不仅不应该抑制土地兼并，甚至需要鼓励兼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迫使国人走出乡村，放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往城市里务工。毕竟千百年来中国都有着”不远游”的传统。
“那敢问汉督又岂是所有人都愿意离乡进入工厂？天下百姓若非迫不得已又岂有愿离乡者？”
恰在这时有一个学生发出了他的疑问。
“没错！”
面对这个问题，朱宜锋差点出言称赞了，这个问题提的正是时候。
“确实如此，民间不是有谚语嘛，“病死不离家，老死不离乡”、“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百姓不愿意出去，怎么办？但凡有一线希望，就没有人愿意出去，只要那一亩三分地，能勉强维持家里人不至于饿死，他就愿意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哪怕一年到头儿吃不了一次饱饭。这是什么?”
听着台下的学生和官员们，朱宜锋冷声说道。
“这就是惰性，这就是老百姓身上的惰性，千年来，他们习惯于困守土地，纵观史书，除了少做人或是读书或是经商才会离乡，其它百姓除了逃荒，又有几人愿意主动离乡？屈指可数，即便是所谓的“湖广填四川”，那也是因为家里的土地不够，眼看着就要饿死人了，他们才想着出去。迫不得已啊……”
其实何止中国人如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当年欧洲人拓殖新大陆时，最初奠定基础的不是士兵就是流放犯，直到后来的饥荒才使得千百万欧洲人纷纷移民美洲。
“希望！”
吐出这两个字，朱宜锋喝了口茶，润了下嗓子。
“但凡百姓能够看到希望他们就不会从乡间移出，为什么？因为还不至于饿死。怎么打破这一点呢？我们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这十几万筑路工人，是按名额分配到三省各县，他们现在一个月能挣三块钱，家人，他们的同乡会看到这些，会在土地之外看到新的希望。”
话声稍稍一顿，台下的学生以及官员们，这时才知道为何当初筑路工名额要按人口分配，甚至分配到乡村，原来还包括有这样的用意。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抑制土地兼并？一个县只有60万亩地，即便是再抑制，他不会因为你的抑制而多出10万亩20万，土地不会增长，但是人会不断的增长。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等到60万人种60万亩地的事。怎么办？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
一亩地养活不了一个人！
户部学堂里的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乡间，或许他们很多都是中小地主以及富农出身，和他们对种地并不陌生，一亩地绝对养活不了一个人。
“别说一亩地养活不了人，即便是三亩地，也只能让一个百姓勉强糊口。全国的地亩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平均下来，不过也就三亩多地啊。现在是三亩多，若是再承平几十年，人口在增加的几千万、上亿！到时候又是多少？两亩？或者更少？”
在另一个时空之中，太平天国以及西北、西南的“回乱”让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有奇，也就是这减少的一亿人口，加之从19世纪中期东南各省向南洋，华北各省向东北的移民，加之“丁戊奇荒”以及随后灾荒饿死了数千万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
人口与土地！
在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是土地不可能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可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还在不断增加着，百姓的生活日益贫困，工业不发达的现实使得中国不能够提供工作机会，从而实现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移，最终，农民起义……不对，在那个时候变成了革命。
但是革命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仅仅只靠那几亩贫瘠的土地，百姓的日子依然过的非常艰难，没有，因为土地分到个人变得富裕，反而日益贫困。这无关政策、无关政治，只是因为人口——人口在增长，土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怎么办？
最终，作为工业提供了机会——凭着人力优势建立的“世界加工厂”地位，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农民进行务工，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受限于所谓的“户”那些人从来没有融入到城市中成为新市民。
但无论如何，土地与人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务工的收入使得农民终于第一次真正摆脱贫困，让他们过上相对富足的日子，这是那一亩三分地无法给予的。
这就是道路！
同样也是解决之道！
“怎么办？”
又一次发出这个疑问，在众人的思索中，朱宜锋继续说道。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千方百计的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发展工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去吸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将那些农民变为市民。”
市民的消费远远高于自给自足的农民，农民自耕自积，自给自足，但是市民却不同，市民生活所需完全依赖购买，甚至包括最基本的水！他们的生活消费不仅会带动轻工业，同样也会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随着人口不断的外出迁入城市，自然会带来一个新的现象，说是乡村因人口外流，必会导致其让出土地日益增多，到时候……”
不待朱宜锋把话说完，一声刺耳的嘲讽声于台下响起。
“到时候自然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督当真不愧是商贾出身，打得一手好算盘，闻汉督如此厚待，天下士绅焉能不尽心效力……”
（1）因为手头没有湖北、湖南地志资料，在这里引用《商丘地区志》虞城县界沟镇王皇阁村土地改革前的一个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统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