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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天子刘文澎。
对于这一点，认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认知清楚的人，也有两种选择。少部分采取行动，上奏也好，密谏也罢，总之表忠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让皇帝“觉醒”。
而大部分，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终究是当今天子，从继位开始，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情势，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左一个皇城司，右一个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浅，外人谁也不清楚。
即便当今天子是个“暗弱”之主，真到关键时刻，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毕竟是皇权的爪牙，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
辅臣当政，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他们所拥有的权威，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
然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暗弱时，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辅政柱国”。
当然了，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又如何发挥，向何处发挥，这些仍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主导的大汉辅政格局，不会持续太久，也很难持续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时起养成的帝国性格就不是这样的，帝国可以有权臣，但必须是皇权下的权臣，这一点，可没那么容易改变，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后雍熙时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佑早期，倒也勉强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只是太过短暂，一干辅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许只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同一场戏，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势，导致的过程与结果，也难免会出现差异。
事实上，在大汉出现“辅臣当国”的情况，本身就很矛盾，说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天子的锅，然而，若无“嫡长制”这根天柱的支撑，朝局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并且未必就比进入平康时代以来消停多少。
自古以来，权力传承交接时期，总是麻烦最多、问题最重的时候，而大汉帝国的情势，又远比历代统一帝国同时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经过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礼，在这方面，依旧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一个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给“刘张辅国”断定了一个没有多少未来可言的结局，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开启了一段辅政时期的鲁王刘暧，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鲁王刘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告诉所有人，他并不平庸。
偌大的帝国，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权贵与官僚，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多是非与冲突，却能被居中协调度过一段平稳的时光，这样的人，岂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内秀于心，或许才是对鲁王刘暧更合适的评价。
而若是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从更宽、更高的视角，从更长的时间线，从历史发展、王朝兴衰，再来看这段“辅政时代”，却又具备一定研究价值与意义。
至少证明了，在皇帝少干预朝政的条件下，国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各项机能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转。
当然了，这个结论，只能在既定历史条件与特殊历史时期下得出，并且附加约束较多，对制度、意识与人的要求太高......
”，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天子刘文澎。
对于这一点，认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认知清楚的人，也有两种选择。少部分采取行动，上奏也好，密谏也罢，总之表忠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让皇帝“觉醒”。
而大部分，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终究是当今天子，从继位开始，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情势，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左一个皇城司，右一个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浅，外人谁也不清楚。
即便当今天子是个“暗弱”之主，真到关键时刻，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毕竟是皇权的爪牙，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
辅臣当政，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他们所拥有的权威，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
然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暗弱时，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辅政柱国”。
当然了，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又如何发挥，向何处发挥，这些仍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主导的大汉辅政格局，不会持续太久，也很难持续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时起养成的帝国性格就不是这样的，帝国可以有权臣，但必须是皇权下的权臣，这一点，可没那么容易改变，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后雍熙时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佑早期，倒也勉强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只是太过短暂，一干辅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许只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同一场戏，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势，导致的过程与结果，也难免会出现差异。
事实上，在大汉出现“辅臣当国”的情况，本身就很矛盾，说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天子的锅，然而，若无“嫡长制”这根天柱的支撑，朝局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并且未必就比进入平康时代以来消停多少。
自古以来，权力传承交接时期，总是麻烦最多、问题最重的时候，而大汉帝国的情势，又远比历代统一帝国同时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经过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礼，在这方面，依旧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一个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给“刘张辅国”断定了一个没有多少未来可言的结局，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开启了一段辅政时期的鲁王刘暧，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鲁王刘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告诉所有人，他并不平庸。
偌大的帝国，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权贵与官僚，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多是非与冲突，却能被居中协调度过一段平稳的时光，这样的人，岂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内秀于心，或许才是对鲁王刘暧更合适的评价。
而若是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从更宽、更高的视角，从更长的时间线，从历史发展、王朝兴衰，再来看这段“辅政时代”，却又具备一定研究价值与意义。
至少证明了，在皇帝少干预朝政的条件下，国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各项机能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转。
当然了，这个结论，只能在既定历史条件与特殊历史时期下得出，并且附加约束较多，对制度、意识与人的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