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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的劾章在朝中引发的反响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过去的这些年，攻讦、非议宰相的情况不胜枚举，但像这种点名道姓，撕破脸皮，赤裸裸地攻击当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况，二十余年来还是第一次。
知制诰丁谓，这个雍熙元年秋举的探花，是一朝闻名。再加上此前任率宾知府、海东经抚的曾会，升任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宗时录》的孙何，调任辽东道布政副使的俞献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举”当届进士们集体爆发的一年。
而紧随丁谓之后，皇帝刘文澎自上阳宫返宫，于垂拱殿召开御前会议，就“丁谓弹劾吕蒙正”之事进行讨论。皇帝，这也算“一鸣惊人”了。
而针对此事，朝廷上下，闻风而动。仅在御前，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齐贤、李沆、寇准自是坚决维护吕蒙正，丁谓只能算是个马前卒，真正冲锋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书徐士廉，这两人一个是太宗死忠，一个则是孤臣且身上打着“鹰犬”的标签。
他们两个攻讦吕蒙正，当然也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本质上还是反对他“裁撤皇城司”，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于出身的缘故，他与满朝公卿宰相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场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权”一边。
当年还是武德使之时，与皇城司相争，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经过世祖晚年那场由张逊、吕蒙正引发的“倒王风波”之后，王玄真才真正意识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对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于皇帝、皇权的价值以及定位。
而作为曾经掌权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于众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问题的立场上，也必然有所偏向。虽然吕蒙正针对的仍旧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缔废置，那武德司呢，他这个前武德使呢？
相比于王玄真的没有选择，徐士廉则是主动发难，与那干辅臣，尤其是李沆、吕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冲突。作为一个“戴罪”士子，在北疆边经受了十数年苦楚磨砺，然后重新崛起，成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为坚实的践行者以及维护者。
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样起于地方、饱经风雨的实干派宰相张齐贤还要坚定，张齐贤毕竟是尚书令，需要通盘考虑，顾全大局。
相较之下，李沆、吕蒙正二者，虽然颇具治国才干，在政风上也刘随开宝、雍熙之大流，但从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有他们的坚持，对“儒学为体”、“仁德之治、“君子当国”依旧抱有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想走“回头路”。
从平康二年春闱取士的情况就可窥一二，由李沆作为总监的这次大试，比起往届，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最显着的一点便在于“明经科”人数，足有33人，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同时，如医科、工科、农科的取士人数，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显着的，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术、实务、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圣贤教义。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分）平（数）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总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础不牢”的问题。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为了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届，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实务论”，并把农、医、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做出如此变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传统文人”。
诚然，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
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桩举措，就是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过促进对法、算、农、医、工科这些“专科”的发展，也是太宗皇帝对帝国阶级固化的一种缓解办法，一是帝国在各方面实则也需要这些人才，同时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弯下身段，总能学有所成，再难还能难过晦涩难懂的... -->>
丁谓的劾章在朝中引发的反响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过去的这些年，攻讦、非议宰相的情况不胜枚举，但像这种点名道姓，撕破脸皮，赤裸裸地攻击当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况，二十余年来还是第一次。
知制诰丁谓，这个雍熙元年秋举的探花，是一朝闻名。再加上此前任率宾知府、海东经抚的曾会，升任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宗时录》的孙何，调任辽东道布政副使的俞献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举”当届进士们集体爆发的一年。
而紧随丁谓之后，皇帝刘文澎自上阳宫返宫，于垂拱殿召开御前会议，就“丁谓弹劾吕蒙正”之事进行讨论。皇帝，这也算“一鸣惊人”了。
而针对此事，朝廷上下，闻风而动。仅在御前，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齐贤、李沆、寇准自是坚决维护吕蒙正，丁谓只能算是个马前卒，真正冲锋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书徐士廉，这两人一个是太宗死忠，一个则是孤臣且身上打着“鹰犬”的标签。
他们两个攻讦吕蒙正，当然也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本质上还是反对他“裁撤皇城司”，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于出身的缘故，他与满朝公卿宰相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场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权”一边。
当年还是武德使之时，与皇城司相争，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经过世祖晚年那场由张逊、吕蒙正引发的“倒王风波”之后，王玄真才真正意识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对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于皇帝、皇权的价值以及定位。
而作为曾经掌权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于众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问题的立场上，也必然有所偏向。虽然吕蒙正针对的仍旧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缔废置，那武德司呢，他这个前武德使呢？
相比于王玄真的没有选择，徐士廉则是主动发难，与那干辅臣，尤其是李沆、吕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冲突。作为一个“戴罪”士子，在北疆边经受了十数年苦楚磨砺，然后重新崛起，成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为坚实的践行者以及维护者。
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样起于地方、饱经风雨的实干派宰相张齐贤还要坚定，张齐贤毕竟是尚书令，需要通盘考虑，顾全大局。
相较之下，李沆、吕蒙正二者，虽然颇具治国才干，在政风上也刘随开宝、雍熙之大流，但从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有他们的坚持，对“儒学为体”、“仁德之治、“君子当国”依旧抱有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想走“回头路”。
从平康二年春闱取士的情况就可窥一二，由李沆作为总监的这次大试，比起往届，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最显着的一点便在于“明经科”人数，足有33人，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同时，如医科、工科、农科的取士人数，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显着的，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术、实务、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圣贤教义。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分）平（数）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总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础不牢”的问题。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为了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届，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实务论”，并把农、医、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做出如此变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传统文人”。
诚然，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
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桩举措，就是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过促进对法、算、农、医、工科这些“专科”的发展，也是太宗皇帝对帝国阶级固化的一种缓解办法，一是帝国在各方面实则也需要这些人才，同时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弯下身段，总能学有所成，再难还能难过晦涩难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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