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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增的投诚，刘文济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经养成的谨慎性格的他，并没有接纳，而是交待他，当于此大变之际忠于职守、理政安民。
王增对此，不免失望，然而，却并不灰心，至少，荆王殿下并没有拒绝不是吗？紧跟着，王增便开始默默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京畿那边，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势发展，做好随时支持荆王继位的准备。
烂船还有三斤钉，何况是兖国公王氏家族，有些资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没有，而一旦发挥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连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甚至冒险付诸于一定行动，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
腊冬时节的洛阳，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天子驾崩就仿佛对京畿士民没有什么影响一般，街市拥簇，交易频繁，喧闹依旧。
当然了，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货的采买与准备，皇帝驾崩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注定没好过。
与此同时，驻守京畿所有禁军部队，都收到了枢密院的军令，全军戒严，禁止出入，违令者斩。洛阳周遭诸关要隘守军，也是如此。
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么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论公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寇准与刘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去，在寇准眼中，就只有刘文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荆王刘文济一人。
寇准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辅大臣陆续附议，但也只表明当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对的声音开始冒头了，竟然来自慕容氏外戚，他们反对的，当然是刘文济继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只有兄终弟及，没有弟终兄及的；其二，荆王久病，难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脉。
这三点，第一条当然站不住脚，莫说弟终兄及，就是侄终叔及的，都有。
第二点，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过法统，只要荆王还有口气，他就是有资格继位。
真正具备杀伤力的，自然是第三条，这一点，足以引发许多权贵潜藏心底的反感与排斥。
提了刘文济，那作为太宗长子的安南王刘文涣，被摆上台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刘文济，刘文涣的法理性，则更强了，同时，血脉上还是根正苗红的。
但同样，提议刘文涣后，反对声来得比刘文济还要迅猛，理由嘛，已经就国什么的基本没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于“常妃通奸、血脉存疑”这一点。
此事，虽然早已成为宫廷秘闻，但上层权贵们实则心知肚明，过去不提，只是为尊者讳，但涉及到大汉帝国江山的纯粹与皇室的血脉正统，那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当然了，这仍是有解决办法的，至少刘文涣后来有生了几个儿子，剥夺常妃所出二子的继承权即可。
这是个办法，但反对者可不会考虑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争，也从来不是讲理的事情，最终拼的，还是实力，或者还需要几分运气。
而帝位之争，随着刘文涣、刘文济两兄弟相继抵京，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王增的投诚，刘文济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经养成的谨慎性格的他，并没有接纳，而是交待他，当于此大变之际忠于职守、理政安民。
王增对此，不免失望，然而，却并不灰心，至少，荆王殿下并没有拒绝不是吗？紧跟着，王增便开始默默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京畿那边，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势发展，做好随时支持荆王继位的准备。
烂船还有三斤钉，何况是兖国公王氏家族，有些资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没有，而一旦发挥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连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甚至冒险付诸于一定行动，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
腊冬时节的洛阳，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天子驾崩就仿佛对京畿士民没有什么影响一般，街市拥簇，交易频繁，喧闹依旧。
当然了，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货的采买与准备，皇帝驾崩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注定没好过。
与此同时，驻守京畿所有禁军部队，都收到了枢密院的军令，全军戒严，禁止出入，违令者斩。洛阳周遭诸关要隘守军，也是如此。
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么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论公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寇准与刘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去，在寇准眼中，就只有刘文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荆王刘文济一人。
寇准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辅大臣陆续附议，但也只表明当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对的声音开始冒头了，竟然来自慕容氏外戚，他们反对的，当然是刘文济继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只有兄终弟及，没有弟终兄及的；其二，荆王久病，难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脉。
这三点，第一条当然站不住脚，莫说弟终兄及，就是侄终叔及的，都有。
第二点，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过法统，只要荆王还有口气，他就是有资格继位。
真正具备杀伤力的，自然是第三条，这一点，足以引发许多权贵潜藏心底的反感与排斥。
提了刘文济，那作为太宗长子的安南王刘文涣，被摆上台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刘文济，刘文涣的法理性，则更强了，同时，血脉上还是根正苗红的。
但同样，提议刘文涣后，反对声来得比刘文济还要迅猛，理由嘛，已经就国什么的基本没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于“常妃通奸、血脉存疑”这一点。
此事，虽然早已成为宫廷秘闻，但上层权贵们实则心知肚明，过去不提，只是为尊者讳，但涉及到大汉帝国江山的纯粹与皇室的血脉正统，那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当然了，这仍是有解决办法的，至少刘文涣后来有生了几个儿子，剥夺常妃所出二子的继承权即可。
这是个办法，但反对者可不会考虑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争，也从来不是讲理的事情，最终拼的，还是实力，或者还需要几分运气。
而帝位之争，随着刘文涣、刘文济两兄弟相继抵京，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