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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个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比起参考人数,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
同时,在取士上的分配,刘文济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传,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
事实上,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实践,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毕竟进士、明经太卷,竞争太激励,考取难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农工医算四科,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这么多年,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终究是有限的,除了社会意识、文化氛围、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而这个上限,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真正获得大发展的,只有一个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明法时代”,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
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在承继先帝遗志,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他又默默推动“明算”了,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础,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会算账的官吏,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灵活一些。
因此,本届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也达到历史之最,足有41人。
当然,再怎么变革变化,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进士出宰相,也成为一种趋势了。至少,这么多年来,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跨进政事堂的。
从结果来看,端拱二年这一科,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别的少提,就说一甲三人。状元蔡齐,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
从这三人身上,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但他天生聪颖,幼时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入汉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时,范仲淹方四岁,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
由于范墉为官清廉,没有给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积蓄,其母谢氏抚养艰难,差点改嫁。也是适逢太宗继位,刷新吏治,偶尔听闻,竟有人在江南富贵州县任上,清贫如厮,留孀妻孤儿艰苦度日,了解其情后,太宗深受感动,责令苏州府出资,供养母子所需。
如此,范仲淹方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谈不上富贵,但官府每年的抚恤到位,再加其母勤劳,至少衣食能保证供应上。
在见识生计之苦的同时,范仲淹与其兄长范仲温也刻苦读书,十八岁的时候,范仲淹考进娄江学院,三年学成,放弃到苏州为吏的推荐,而是选择北上到睢阳学院求学,数年寒窗苦读,博习经典要义,也彻底形成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
后回吴县,顺利考取贡生资质,获得进京大考的资格,终于端拱二年,一朝及第,成为探花郎。同时,其兄范仲温也在这一科,列明法科第九名。
而进士一甲三名,也是几十年来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了,蔡齐时年28岁,晏殊25岁,范仲淹27岁,可谓一扫多年以来科举取士之“暮气”。
背后促成此事的,毫无疑问乃是皇帝刘文济,陈尧佐那些人,还没这等魄力与胆气,这也是刘文济给当今大汉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
而这届科举的结果,难免引发一些人的不满,除了攻击“专科取士”几十年的传统官僚们,还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资历、“能力”的。
有一个人的意见,比较让刘文济意外,那就是吏部尚书寇准,他说了一句怪话:天下精英,头甲三人,其二出于东南,北士无人耶?
蔡齐、晏殊、范仲淹三人,没有如一般士子那样,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诸部司进行轮值观政历练,也被没安排到三馆、翰林院去编书、写文章、磨砺心性,而是被皇帝召到身边,担任内阁伴读。
这样的待遇,于三者自是大幸,三人也由此,站在一个亲近的角度,见证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一个由皇帝刘文济主导的帝国时代。
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个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比起参考人数,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
同时,在取士上的分配,刘文济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传,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
事实上,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实践,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毕竟进士、明经太卷,竞争太激励,考取难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农工医算四科,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这么多年,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终究是有限的,除了社会意识、文化氛围、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而这个上限,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真正获得大发展的,只有一个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明法时代”,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
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在承继先帝遗志,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他又默默推动“明算”了,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础,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会算账的官吏,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灵活一些。
因此,本届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也达到历史之最,足有41人。
当然,再怎么变革变化,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进士出宰相,也成为一种趋势了。至少,这么多年来,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跨进政事堂的。
从结果来看,端拱二年这一科,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别的少提,就说一甲三人。状元蔡齐,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
从这三人身上,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但他天生聪颖,幼时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入汉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时,范仲淹方四岁,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
由于范墉为官清廉,没有给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积蓄,其母谢氏抚养艰难,差点改嫁。也是适逢太宗继位,刷新吏治,偶尔听闻,竟有人在江南富贵州县任上,清贫如厮,留孀妻孤儿艰苦度日,了解其情后,太宗深受感动,责令苏州府出资,供养母子所需。
如此,范仲淹方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谈不上富贵,但官府每年的抚恤到位,再加其母勤劳,至少衣食能保证供应上。
在见识生计之苦的同时,范仲淹与其兄长范仲温也刻苦读书,十八岁的时候,范仲淹考进娄江学院,三年学成,放弃到苏州为吏的推荐,而是选择北上到睢阳学院求学,数年寒窗苦读,博习经典要义,也彻底形成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
后回吴县,顺利考取贡生资质,获得进京大考的资格,终于端拱二年,一朝及第,成为探花郎。同时,其兄范仲温也在这一科,列明法科第九名。
而进士一甲三名,也是几十年来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了,蔡齐时年28岁,晏殊25岁,范仲淹27岁,可谓一扫多年以来科举取士之“暮气”。
背后促成此事的,毫无疑问乃是皇帝刘文济,陈尧佐那些人,还没这等魄力与胆气,这也是刘文济给当今大汉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
而这届科举的结果,难免引发一些人的不满,除了攻击“专科取士”几十年的传统官僚们,还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资历、“能力”的。
有一个人的意见,比较让刘文济意外,那就是吏部尚书寇准,他说了一句怪话:天下精英,头甲三人,其二出于东南,北士无人耶?
蔡齐、晏殊、范仲淹三人,没有如一般士子那样,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诸部司进行轮值观政历练,也被没安排到三馆、翰林院去编书、写文章、磨砺心性,而是被皇帝召到身边,担任内阁伴读。
这样的待遇,于三者自是大幸,三人也由此,站在一个亲近的角度,见证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一个由皇帝刘文济主导的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