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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年），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 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 -->>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年），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 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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