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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虚谬矣。”纵览中国历史，敢于铮言国君正误的朝臣屈指可数，蔡公可谓是其中之骄骄者。针对时政弊端敢于直言抨击，藉以激浊扬清，这也正是早期宋学的精髓所在。
二、蔡襄大力提倡“宋学”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学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学术以新的生命，否则，学术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乡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来比喻宋学先驱们在学术境界的奋力攀登。他说：“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曰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无惊触。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本诗不仅表达了蔡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慨，更集中体现了蔡公追求宋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的“宋学”正有如“云深翳路”、“树暗迷谷”，但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不墨守旧学而敢于创新，在学术上总可以闯出一条新路。而宋学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诚如挚友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的中肯评价：元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公为政精明，而于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而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由于以往福建学人擅长词赋而轻视经世之学，因而造成学问钻研愈深则背离现实政治愈远，以致出现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倾向。针对学术界的浮华之风，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强调不仅要读通经学专著，而且要以经学理论来联系实际，治理社会，革除时弊。为了宋学的发扬光大，蔡公不遗余力，网罗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闽籍学者为核心的宋学梯队。比如陈襄，侯官人，工于经学，神宗时为侍御史，与王安石、曾巩、吕惠卿交往颇深。尽管其政治上偏于保守，但是对于宋学造诣甚为深厚。陈襄著《古灵集》，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对“宋学”的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襄本人也成为以蔡襄为首的早期宋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还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杨亿、仁宗朝的同安人苏颂、其后神宗朝的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顺昌人廖刚以及此后的建瓯人韩元吉，漳州人陈淳等，均是宋学之骄骄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学的创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科举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改革主要应以“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其策仍请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一道问古令沿革，以观其学；一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而对“明经”一科的考试，则只对考生考问“所习经书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甚至还鼓励考生“自有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反之，“若以经科文人所习已久，未能变革，即艰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对大义者颇优奖之”。说明蔡襄主张在科举的试题和考试方式上均要进行改革，题目应当更灵活，能让应试者尽量阐述自己的经世理论，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用以适应从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开创“宋学”的实用和批判精神。针对六朝至唐学术界所盛行的空谈恶习，蔡公以“经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千百年来学术游离于现实之外，学问做得越玄越好，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这些原则与标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改变了。然而我们打开《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从数十上百篇的“箴”、“奏议”及代拟的“诏诰”，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谓“超凡脱俗”的做法，采取了积极入世的论断。以下试举几例。其一，针对东南沿海防务松懈的实际情况，蔡襄提出奏议“乞相度淞海防备盗贼”。他说：“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约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今来见作点检商税量差兵级，在彼淞海路平静难以宿兵。如有盗贼逐州军可以随宜应付。”并指出四州军“各是海边，今来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臣体问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还批评泉州、兴化、漳州巡检设置远离海口，兴化军巡检甚至设在百里之外的兴化山中。漳州黄淡头巡检更设到龙岩大池驿中，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发现沿海州军士兵多数不谙舟船，请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军海上防务的过程中，深入港口、岛屿调查，树立了宋学务实的良好学风。
其二，蔡襄敢于直言犯上，批评时政，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别疏、恩赏无私”一文中慷慨陈词：“圣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则赏，过则罚，无私焉，万民服矣。朝廷于赏罚之柄有无功而赏者，有过而失罚者。然罚不行而赏太过，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并以唐中宗为例严厉抨击当时的不正之风：“今侥幸内降者，苟非亲戚必因货赂，然后乃请。若陛下从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对于朝廷赏罚不当恩赐无序，加官进爵全凭贿赂请托，以至官风败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如史书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监四门助教，本州州学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为乡里所推也。”蔡襄对于宋初福建学者华而不实的学风深有感触，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将阻碍宋学的进一步提高。他认为进士出身的福州学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学，所以向朝廷力荐其担任福州州学教授。蔡襄“世闽人，知其风俗。往时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陈襄、郑穆，学行著称，襄皆折节待之。”针对闽人厚葬，治理丧事奢侈浪费，蔡襄下令严禁，以正风俗：“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襄下令禁止。”可见蔡公将基础教育与改造落后的民情风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拓展了宋学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其次，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是蔡襄治学之道的核心，也体现了宋学联系教育实际的主要特点。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谈到其弊窦丛生：“臣伏见隋唐以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迄今以为永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糊名誊纸以示至公，点抹细碎条约纤悉，所司奉之便于考校明经。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若有三两字如有一中亦足通义。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必须从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国家者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其间或有长才毕节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后习，非因设科而得也。”他还举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来说明用人必据其所长。蔡襄认为必须实行科场考试的大幅度改革，即将国子监的考试改为三场，即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并通过“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问古今讼革以观其学”，“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只要这样做了，就不愁选拔不到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众改革不良民情风俗，树立正气，以建立宋学与民众的广泛联系。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间，曾颁布“五戒”以改革民间的陈规陋俗。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于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不知为孝之本，生则尽养，死不妄费，行之岂不善乎？”三曰“兄弟之爱，出于天性……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四曰“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今欲为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民。其义至明，不可不志。”“五戒”实际上是蔡襄总结了儒学所规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赋予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宋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学”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蔡襄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为学立意深刻，自成体系。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国学——宋学的阶段性代表，曾经为该学科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入总结的。
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虚谬矣。”纵览中国历史，敢于铮言国君正误的朝臣屈指可数，蔡公可谓是其中之骄骄者。针对时政弊端敢于直言抨击，藉以激浊扬清，这也正是早期宋学的精髓所在。
二、蔡襄大力提倡“宋学”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学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学术以新的生命，否则，学术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乡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来比喻宋学先驱们在学术境界的奋力攀登。他说：“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曰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无惊触。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本诗不仅表达了蔡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慨，更集中体现了蔡公追求宋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的“宋学”正有如“云深翳路”、“树暗迷谷”，但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不墨守旧学而敢于创新，在学术上总可以闯出一条新路。而宋学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诚如挚友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的中肯评价：元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公为政精明，而于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而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由于以往福建学人擅长词赋而轻视经世之学，因而造成学问钻研愈深则背离现实政治愈远，以致出现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倾向。针对学术界的浮华之风，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强调不仅要读通经学专著，而且要以经学理论来联系实际，治理社会，革除时弊。为了宋学的发扬光大，蔡公不遗余力，网罗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闽籍学者为核心的宋学梯队。比如陈襄，侯官人，工于经学，神宗时为侍御史，与王安石、曾巩、吕惠卿交往颇深。尽管其政治上偏于保守，但是对于宋学造诣甚为深厚。陈襄著《古灵集》，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对“宋学”的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襄本人也成为以蔡襄为首的早期宋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还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杨亿、仁宗朝的同安人苏颂、其后神宗朝的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顺昌人廖刚以及此后的建瓯人韩元吉，漳州人陈淳等，均是宋学之骄骄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学的创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科举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改革主要应以“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其策仍请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一道问古令沿革，以观其学；一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而对“明经”一科的考试，则只对考生考问“所习经书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甚至还鼓励考生“自有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反之，“若以经科文人所习已久，未能变革，即艰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对大义者颇优奖之”。说明蔡襄主张在科举的试题和考试方式上均要进行改革，题目应当更灵活，能让应试者尽量阐述自己的经世理论，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用以适应从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开创“宋学”的实用和批判精神。针对六朝至唐学术界所盛行的空谈恶习，蔡公以“经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千百年来学术游离于现实之外，学问做得越玄越好，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这些原则与标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改变了。然而我们打开《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从数十上百篇的“箴”、“奏议”及代拟的“诏诰”，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谓“超凡脱俗”的做法，采取了积极入世的论断。以下试举几例。其一，针对东南沿海防务松懈的实际情况，蔡襄提出奏议“乞相度淞海防备盗贼”。他说：“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约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今来见作点检商税量差兵级，在彼淞海路平静难以宿兵。如有盗贼逐州军可以随宜应付。”并指出四州军“各是海边，今来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臣体问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还批评泉州、兴化、漳州巡检设置远离海口，兴化军巡检甚至设在百里之外的兴化山中。漳州黄淡头巡检更设到龙岩大池驿中，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发现沿海州军士兵多数不谙舟船，请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军海上防务的过程中，深入港口、岛屿调查，树立了宋学务实的良好学风。
其二，蔡襄敢于直言犯上，批评时政，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别疏、恩赏无私”一文中慷慨陈词：“圣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则赏，过则罚，无私焉，万民服矣。朝廷于赏罚之柄有无功而赏者，有过而失罚者。然罚不行而赏太过，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并以唐中宗为例严厉抨击当时的不正之风：“今侥幸内降者，苟非亲戚必因货赂，然后乃请。若陛下从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对于朝廷赏罚不当恩赐无序，加官进爵全凭贿赂请托，以至官风败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如史书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监四门助教，本州州学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为乡里所推也。”蔡襄对于宋初福建学者华而不实的学风深有感触，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将阻碍宋学的进一步提高。他认为进士出身的福州学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学，所以向朝廷力荐其担任福州州学教授。蔡襄“世闽人，知其风俗。往时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陈襄、郑穆，学行著称，襄皆折节待之。”针对闽人厚葬，治理丧事奢侈浪费，蔡襄下令严禁，以正风俗：“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襄下令禁止。”可见蔡公将基础教育与改造落后的民情风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拓展了宋学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其次，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是蔡襄治学之道的核心，也体现了宋学联系教育实际的主要特点。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谈到其弊窦丛生：“臣伏见隋唐以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迄今以为永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糊名誊纸以示至公，点抹细碎条约纤悉，所司奉之便于考校明经。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若有三两字如有一中亦足通义。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必须从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国家者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其间或有长才毕节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后习，非因设科而得也。”他还举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来说明用人必据其所长。蔡襄认为必须实行科场考试的大幅度改革，即将国子监的考试改为三场，即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并通过“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问古今讼革以观其学”，“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只要这样做了，就不愁选拔不到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众改革不良民情风俗，树立正气，以建立宋学与民众的广泛联系。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间，曾颁布“五戒”以改革民间的陈规陋俗。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于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不知为孝之本，生则尽养，死不妄费，行之岂不善乎？”三曰“兄弟之爱，出于天性……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四曰“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今欲为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民。其义至明，不可不志。”“五戒”实际上是蔡襄总结了儒学所规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赋予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宋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学”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蔡襄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为学立意深刻，自成体系。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国学——宋学的阶段性代表，曾经为该学科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入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