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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雪夜裸尸
按照凶手前两起作案的思路,他模仿的都是至今未解决之案例;而据说早年间在长田市发生的那起奸杀案是圆满结案的,如果本案凶手第三次作案确系模仿该案,也许意味着案件含有隐情。如此说来,凶手貌似突然改变模仿思路,但事实上并未改变,并且又一下子将人们的视线从欧美地区拉回到本地,绝对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举动。也许凶手想表达“奸杀案”并未真正破案,所谓的圆满结案,其实是制造了一桩“冤案”,也就是说有人被冤死了,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首先,要确认“奸杀案”是否真的存在。原本要证明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申请查阅解密档案就可以了,但老档案馆突然失火,所有档案付之一炬,不但堵死了这条路,而且使事态变得错综迷离,明显是有人担心支援小组从那份绝密档案中发现蹊跷之处。而联想到长田市公安局一把手周海山在案发现场时的失态,以及他中途的拂袖离场,再加上老档案室的失火,还有他一直催促吴斌找个不痛不痒的原因尽快将失火事件了结,种种迹象表明周海山与失火有关。不仅如此,如果“冤案”确实存在,周海山则很可能是操纵者之一,甚至与真凶有关。
正是基于这一层因素,在和韩印讨论之后,顾菲菲决定暂时对吴斌隐瞒有关奸杀案的相关信息,甚至给吴斌的字条上也撕去了年月日,只留下地址部分。一方面,顾菲菲和韩印并不了解吴斌和周海山之间的关系。如果吴斌得知火灾和早年的案件牵扯到他的“大老板”,他还会这么执着吗?如果他是趋炎附势之人,必然会站在周海山那边,那案子的调查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停摆都很有可能。毕竟这里是周海山的一亩三分地,以他的地位,要是硬不让你把案子办下去,那是几分钟的事。另一方面,这种暂时回避对吴斌也是一种保护。所谓胳膊拗不过大腿,年轻的刑警队长恐怕很难斗过老谋深算的局长,尽管人们常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事实上正义往往总是迟到,即使最终局长能够被扳倒,吴斌也很可能在过程中被牺牲掉了,这是顾菲菲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外表冷傲的女人,内心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的。
支援小组目前的调查思路,是暂时不把局长周海山和案件的牵扯点破,他们等于要绕过吴斌和周海山去寻找蛛丝马迹,直至找到一些相关证明之后再与吴斌沟通。如果他是个遵循证据不畏权势的好警察,支援小组将会和他联手一起揭开冤案的真相,进而解决“4·7”案!
支援小组乘车去往玉山街道办事处,想了解一下梁艳退休之前的工作情况。
凶手在前两起作案中选择的受害者,与之欲模仿案例中的受害者境况大致相同。而据张松林说,奸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少妇,可凶手第三场作案杀死的却是一个老妇人。但凶手选择梁艳绝对是有预谋的,他将她的小狗偷走,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最终选择时机下手。由此韩印分析,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
车行至半路,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查一下那个地址,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方程街凌水路279号,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但由于机械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所以具体的门牌号“105室”,便无从查证了。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白秀云的其他情况,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你了解吗?”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
“噢,我和她并不熟,刚刚那些我也是听梁艳提起的。要说白秀云的情况,可能我们主任陈辉了解一些,当年他们是一个科室的,都在宣传科做干事。”民政科长欠了欠身子,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说,“这会儿他应该在,要不我带你们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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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雪夜裸尸
按照凶手前两起作案的思路,他模仿的都是至今未解决之案例;而据说早年间在长田市发生的那起奸杀案是圆满结案的,如果本案凶手第三次作案确系模仿该案,也许意味着案件含有隐情。如此说来,凶手貌似突然改变模仿思路,但事实上并未改变,并且又一下子将人们的视线从欧美地区拉回到本地,绝对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举动。也许凶手想表达“奸杀案”并未真正破案,所谓的圆满结案,其实是制造了一桩“冤案”,也就是说有人被冤死了,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首先,要确认“奸杀案”是否真的存在。原本要证明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申请查阅解密档案就可以了,但老档案馆突然失火,所有档案付之一炬,不但堵死了这条路,而且使事态变得错综迷离,明显是有人担心支援小组从那份绝密档案中发现蹊跷之处。而联想到长田市公安局一把手周海山在案发现场时的失态,以及他中途的拂袖离场,再加上老档案室的失火,还有他一直催促吴斌找个不痛不痒的原因尽快将失火事件了结,种种迹象表明周海山与失火有关。不仅如此,如果“冤案”确实存在,周海山则很可能是操纵者之一,甚至与真凶有关。
正是基于这一层因素,在和韩印讨论之后,顾菲菲决定暂时对吴斌隐瞒有关奸杀案的相关信息,甚至给吴斌的字条上也撕去了年月日,只留下地址部分。一方面,顾菲菲和韩印并不了解吴斌和周海山之间的关系。如果吴斌得知火灾和早年的案件牵扯到他的“大老板”,他还会这么执着吗?如果他是趋炎附势之人,必然会站在周海山那边,那案子的调查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停摆都很有可能。毕竟这里是周海山的一亩三分地,以他的地位,要是硬不让你把案子办下去,那是几分钟的事。另一方面,这种暂时回避对吴斌也是一种保护。所谓胳膊拗不过大腿,年轻的刑警队长恐怕很难斗过老谋深算的局长,尽管人们常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事实上正义往往总是迟到,即使最终局长能够被扳倒,吴斌也很可能在过程中被牺牲掉了,这是顾菲菲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外表冷傲的女人,内心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的。
支援小组目前的调查思路,是暂时不把局长周海山和案件的牵扯点破,他们等于要绕过吴斌和周海山去寻找蛛丝马迹,直至找到一些相关证明之后再与吴斌沟通。如果他是个遵循证据不畏权势的好警察,支援小组将会和他联手一起揭开冤案的真相,进而解决“4·7”案!
支援小组乘车去往玉山街道办事处,想了解一下梁艳退休之前的工作情况。
凶手在前两起作案中选择的受害者,与之欲模仿案例中的受害者境况大致相同。而据张松林说,奸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少妇,可凶手第三场作案杀死的却是一个老妇人。但凶手选择梁艳绝对是有预谋的,他将她的小狗偷走,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最终选择时机下手。由此韩印分析,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
车行至半路,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查一下那个地址,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方程街凌水路279号,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但由于机械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所以具体的门牌号“105室”,便无从查证了。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白秀云的其他情况,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你了解吗?”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
“噢,我和她并不熟,刚刚那些我也是听梁艳提起的。要说白秀云的情况,可能我们主任陈辉了解一些,当年他们是一个科室的,都在宣传科做干事。”民政科长欠了欠身子,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说,“这会儿他应该在,要不我带你们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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