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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火车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德国，一火车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