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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 -->>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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