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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的包袱了！？
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的包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