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变革的关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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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有如此好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手段,为何不惠及我华夏更多百姓,而只局限于四川一地呢!”
这人,怎么会这么问?难道g主义已经传入华夏?应该还没有吧。{手。打/吧 shouda8首发}陈华错愕了一下,立即明白了,这人确实是胸怀百姓胸怀天下的有识之士。
“玉阶应该看过华夏民族复兴党的章程了吧?”
“看过,鄙人深以为然,如果按照贵党章程说的,华夏复兴必将实现。不过”
“我知道你想说,复兴党的主张与你刚才的问题并不矛盾。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要实现华夏民族的复兴,除了党章上列举的那些内容之外,还需要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什么条件?”
“这话说来就长了。好在今天也没特别的事情,我就与玉阶详细探讨一番。”陈华示意服务员来将两人的茶杯转移到茶几上去。
田一戈知道都督又要发表言论,立即准备好纸笔,准备记录。
“我先打个比喻,这儿有一块好钢,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譬如可以用来打一把好刀。但这把好刀在不同人的手里却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在猎人的手里,是狩猎的利器;在屠夫的手里,是宰杀的利器;在强人的手里,是抢劫的利器;而在弱者的手里,极有可能是他的信心。
四川现在的这一切,在西方列强眼里,也就与他们差不多一回事,就是个‘工业生产’或机器化大生产。发展工业生产肯定可以改善民生提高国家实力,但在不同的人手里,同样会有不同的结果。
最近几十年,随着洋货的涌入,东南沿海一带多少农民破产,我们的国货价格越来越低,这说明工业生产如果只掌握在洋人手里,会给华夏民族带来灾难;前清,从李鸿章开始就在搞洋务,也就是我现在搞的这些,他们耗费了国库多少银子,数以亿计,可给国家带来了什么,给民众带了什么,我们用的还是洋货,连一颗缝衣针都是洋人产的。汉阳钢厂产的钢,其每吨的成本价比洋人产的钢材到上海的口岸价还高10两银子;这说明,前清是搞不好这个工业生产的。
这是否意味着革命成功了,搞洋务或工业生产就一帆风顺了呢?要得出这一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
十七世纪,发生在大不列颠岛上的‘羊吃人’的运动,就是工业生产早期带来的破坏作用之一。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里,工业生产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着民众的福利,另一方面也伤害着民众的利益。
从西方列强的一般经验看,工业生产需要的条件,一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二是具备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准的工人,三是贸易关卡的突破。目前,虽然我们名义上已经消灭了所谓的封建制度,但实际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四川的先发优势主要是依靠失地农民,但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第二个条件则基本不具备,四川能做到如此局面,是来源于华夏实业集团最初的就业培训,那可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在没有雄厚的资本金,特别是没有认识到职业培训对于工业生产的意义之前,搞工业的效果未必就很理想;第三个条件,我就不多说了,玉阶兄应该知道在四川之外有多少关卡、厘金、过境税。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也即体制问题。在全国性的体制没有解决之前,华夏不可能迎来工业时代,同时四川的工业生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哦,都督这个观点倒是很深刻,我平时也在思考,只是抓不住要点。”朱玉阶也听得津津有味。
“体制问题牵涉的面太广,我这里只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官员。国家问题,在过去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但是,现在皇帝没了,我们就必须解决:国家是干什么用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问题,即国家的性质问题。
我以为,国家,是全体民众之国家,国家的责任一是保民众之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为全体民众谋福利。非如此,这国家不要也罢。如果上位者依然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私产,把军队、警察这类力量看成是自己的私器或者是某一个党派的私器... -->>
“都督有如此好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手段,为何不惠及我华夏更多百姓,而只局限于四川一地呢!”
这人,怎么会这么问?难道g主义已经传入华夏?应该还没有吧。{手。打/吧 shouda8首发}陈华错愕了一下,立即明白了,这人确实是胸怀百姓胸怀天下的有识之士。
“玉阶应该看过华夏民族复兴党的章程了吧?”
“看过,鄙人深以为然,如果按照贵党章程说的,华夏复兴必将实现。不过”
“我知道你想说,复兴党的主张与你刚才的问题并不矛盾。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要实现华夏民族的复兴,除了党章上列举的那些内容之外,还需要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什么条件?”
“这话说来就长了。好在今天也没特别的事情,我就与玉阶详细探讨一番。”陈华示意服务员来将两人的茶杯转移到茶几上去。
田一戈知道都督又要发表言论,立即准备好纸笔,准备记录。
“我先打个比喻,这儿有一块好钢,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譬如可以用来打一把好刀。但这把好刀在不同人的手里却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在猎人的手里,是狩猎的利器;在屠夫的手里,是宰杀的利器;在强人的手里,是抢劫的利器;而在弱者的手里,极有可能是他的信心。
四川现在的这一切,在西方列强眼里,也就与他们差不多一回事,就是个‘工业生产’或机器化大生产。发展工业生产肯定可以改善民生提高国家实力,但在不同的人手里,同样会有不同的结果。
最近几十年,随着洋货的涌入,东南沿海一带多少农民破产,我们的国货价格越来越低,这说明工业生产如果只掌握在洋人手里,会给华夏民族带来灾难;前清,从李鸿章开始就在搞洋务,也就是我现在搞的这些,他们耗费了国库多少银子,数以亿计,可给国家带来了什么,给民众带了什么,我们用的还是洋货,连一颗缝衣针都是洋人产的。汉阳钢厂产的钢,其每吨的成本价比洋人产的钢材到上海的口岸价还高10两银子;这说明,前清是搞不好这个工业生产的。
这是否意味着革命成功了,搞洋务或工业生产就一帆风顺了呢?要得出这一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
十七世纪,发生在大不列颠岛上的‘羊吃人’的运动,就是工业生产早期带来的破坏作用之一。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里,工业生产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着民众的福利,另一方面也伤害着民众的利益。
从西方列强的一般经验看,工业生产需要的条件,一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二是具备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准的工人,三是贸易关卡的突破。目前,虽然我们名义上已经消灭了所谓的封建制度,但实际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四川的先发优势主要是依靠失地农民,但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第二个条件则基本不具备,四川能做到如此局面,是来源于华夏实业集团最初的就业培训,那可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在没有雄厚的资本金,特别是没有认识到职业培训对于工业生产的意义之前,搞工业的效果未必就很理想;第三个条件,我就不多说了,玉阶兄应该知道在四川之外有多少关卡、厘金、过境税。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也即体制问题。在全国性的体制没有解决之前,华夏不可能迎来工业时代,同时四川的工业生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哦,都督这个观点倒是很深刻,我平时也在思考,只是抓不住要点。”朱玉阶也听得津津有味。
“体制问题牵涉的面太广,我这里只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官员。国家问题,在过去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但是,现在皇帝没了,我们就必须解决:国家是干什么用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问题,即国家的性质问题。
我以为,国家,是全体民众之国家,国家的责任一是保民众之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为全体民众谋福利。非如此,这国家不要也罢。如果上位者依然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私产,把军队、警察这类力量看成是自己的私器或者是某一个党派的私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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