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110章 偷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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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金银和外币。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允许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因有百倍的利润及保值，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去排队兑换。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月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45伤，也就是后来的“黄金挤兑惨案”。
挤兑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这一举动彻底切断了民众的希望。面对军费开支不断加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下野的窘境，蒋介石早已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他只是知道失去政权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地将黄金运出。1949年1月1日，又有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蒋介石必须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剩黄金。但国民政府财界对此意见不一。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之一，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特别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立刻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经国在其日记中记载：“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1月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尚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此时距蒋介石下野只剩18个小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袒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这一点，现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可以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在黄金转运过程中，发生过一件谜案。事情是这样的：在1月10日和1月0日装运的两批黄金，并没有直接运抵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鼓浪屿晃岩路0号）。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居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方面的记载。
由于有蒋介石与政府达成的草约，“央行”名正言顺地转出了国库中的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上。“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吴嵩庆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记录。”吴兴镛在研读过父亲的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7日，“央行”交付1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轮船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入海底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
据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厦门的黄金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运送，当年参与黄金空运的飞行员杨荣志后来回忆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国民党政府空运队第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第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蒋介石下野后，俞鸿钧随即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催办的对象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 -->>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金银和外币。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允许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因有百倍的利润及保值，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去排队兑换。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月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45伤，也就是后来的“黄金挤兑惨案”。
挤兑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这一举动彻底切断了民众的希望。面对军费开支不断加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下野的窘境，蒋介石早已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他只是知道失去政权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地将黄金运出。1949年1月1日，又有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蒋介石必须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剩黄金。但国民政府财界对此意见不一。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之一，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特别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立刻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经国在其日记中记载：“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1月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尚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此时距蒋介石下野只剩18个小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袒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这一点，现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可以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在黄金转运过程中，发生过一件谜案。事情是这样的：在1月10日和1月0日装运的两批黄金，并没有直接运抵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鼓浪屿晃岩路0号）。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居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方面的记载。
由于有蒋介石与政府达成的草约，“央行”名正言顺地转出了国库中的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上。“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吴嵩庆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记录。”吴兴镛在研读过父亲的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7日，“央行”交付1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轮船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入海底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
据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厦门的黄金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运送，当年参与黄金空运的飞行员杨荣志后来回忆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国民党政府空运队第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第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蒋介石下野后，俞鸿钧随即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催办的对象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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