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110章 偷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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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月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时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一同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搬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00.4万两。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月17日。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废纸一张，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日早晨，南京近郊已听到隆隆的炮声，“代总统”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李宗仁离去时，上海滩街头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0万两黄金及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恩伯命令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上海城外，解放军严阵以待；城内，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来运金。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但是没有命中，炸弹掉到离船不远的水中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启锚。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远东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上述第一批60万两黄金运台后，被用到哪儿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新台币最初发行额的准备金），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托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台湾此后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除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渡过艰难岁月的支点。据考证，蒋介石政府抵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这让蒋介石政府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才告摆脱。
关于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年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年多时间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据吴兴镛统计，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到台湾和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入库。（未完待续）
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月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时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一同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搬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00.4万两。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月17日。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废纸一张，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日早晨，南京近郊已听到隆隆的炮声，“代总统”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李宗仁离去时，上海滩街头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0万两黄金及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恩伯命令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上海城外，解放军严阵以待；城内，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来运金。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但是没有命中，炸弹掉到离船不远的水中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启锚。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远东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上述第一批60万两黄金运台后，被用到哪儿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新台币最初发行额的准备金），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托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台湾此后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除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渡过艰难岁月的支点。据考证，蒋介石政府抵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这让蒋介石政府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才告摆脱。
关于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年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年多时间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据吴兴镛统计，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到台湾和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入库。（未完待续）